聽說讀寫，是語文學習的四大基本技能。在撰寫總結時，可以采用時間順序、因果關系、問題解決等方式進行組織和表達。以下是一些總結范文供大家參考，或許能給你一些靈感。
紀錄片電視文化的論文篇一
一部好的紀錄片需要有好的拍攝素材，即確定選題，在選題的基礎上進行策劃，并制定切實可行的拍攝方案，有了好的選題和策劃，那么一部紀錄片的成功就取得了一半。1.具有真實性和時代特點的事物?！渡嗉馍系闹袊愤x題為中國大江南北的故事，從原料挖掘到制作過程到商品流通，講得很透徹，而且善于通過煽情的話語引起鄉(xiāng)人的回味和眷戀?！渡嗉馍系闹袊吠ㄟ^“家鄉(xiāng)的味道”、“家庭的真實故事”，把天南地北的全國人民的心聯(lián)系在一起，讓我們感動，讓我們回味，讓我們思考，妙不可言的同時也隱藏著編劇的智慧。
具有典型性、故事性和趣味性的題材。俗話說“民以食為天”，選擇飲食作為紀錄片的選題，具有廣泛的受眾群。在選題方面，《舌尖上的中國》選擇了中國歷史悠久的飲食文化，介紹的都是遍布大江南北的各地特色食料，比如岐山的躁子面、陜北的黃摸摸、嘉興的粽子、西安肉夾摸、鎮(zhèn)江鍋蓋面、諾鄧火腿、石屏的豆腐等等，他們大都是我們老百姓餐桌上喜聞樂見的食物。每一種食物都是以一個家庭、一個故事展開，引人入勝。故事的主人公都是當地土生土長的居民，濃重的當地口音，一聽就親切，一聽就地道，這很容易讓人相信，他做的美食也一樣地道.
二、解說詞的特點與畫面、聲音的關系及相互作用。
《舌尖上的中國》第一集《自然的饋贈》的解說詞可以很明顯地看出解說詞多以短句為主，鏗鏘有力，朗朗上口。短句的好處在于，單位句子里的信息量很少，容易讓聽眾吸收和消化。而且文字簡練，第一段短短幾句之后就開門見山地講道:“本集將展現美味背后人和自然的故事?！弊掷镄袉柼N含著對祖國自然景物的崇敬和熱愛。
解說詞不能單獨存在于畫面或者聲音之外，解說詞與畫面、聲音是相互合作、相互配合的，它們的最終目的都是使紀錄片達到整體的和諧與優(yōu)質。當解說詞不能很好地傳達畫面信息時，就需要聲音的幫助;同時，解說詞還要配合畫面的長短、節(jié)奏、音響和音樂的風格等因素。
三、結構。
《舌尖上的中國》敘事結構是以基層家庭故事為單位的微觀空間結構?；ㄉ鄻拥?食物，無一不出自一個個由夫妻、父子、母女、兄弟姊妹及他們的鄰里組成的家庭。這些家庭分散在中國的大江南北，大到城市樓宇，小到鄉(xiāng)村田野:從云南香格里拉采拾松茸的單珍卓瑪及其父母，到湖北嘉魚挖藕的圣武、茂氏兄弟;從陜北小城制作販賣黃摸摸的老黃夫妻，到寧波和祖母一起做年糕的寧寧，再到黑龍江綏化呼蘭河邊腌制泡菜的金順姬母女，在這些家庭中，每個人都有名有姓，但絕非高名大姓，與諸多紀錄片中出現的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者不同，他們是中國的普通民眾，是中國底層老百姓的主要構成者。
這樣的敘事結構使得《舌尖上的中國》具有了細節(jié)充實之美，通過塑造一個個普通人的形象及他們的平淡生活，《舌尖上的中國》把中國還原給電視觀眾，把庶民大眾從更深的層次納入中國的血脈.
紀錄片電視文化的論文篇二
電視紀錄片《信仰》詮釋了中國人是如何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如何堅守信仰，如何取得信仰的勝利。歷史選擇毛澤東和蔣介石代表各自的階級和政黨，用手中的槍桿和心中的信仰，用對歷史的感觸，和對未來的預測，在飽經風霜的中國大地上，在進行一次猛烈的碰撞，中國的命運也就取決于這兩種信仰的博弈。這種信仰成了中國人尋找一條民族的獨立和現代化的道路的'力量之源。
這部紀錄片讓我重新認識了我們偉大的黨，以及那始終引導我們堅定不移的信仰。19，《共產黨宣言》創(chuàng)造了共產黨信仰的起點。1992年，鄧小平曾經回憶說：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共產黨abc》，正是以《共產黨宣言》為起點，中國共產黨人前赴后繼不停的追尋，堅守自己的信仰，發(fā)揮了他永恒的魅力。
九十年前，南湖澎船里的仁人志士悄然醞釀著時代的藍圖。開天辟地慨而慷?！豆伯a黨員宣言》確立了中國人民自己的信仰，在這種力量的支持下，民族先鋒隊開始了救亡圖存的偉大探索，革命面貌煥然一新?！豆伯a黨宣言》引導彭湃從一個富家子弟走向革命之路，從他燒田契開始，已經開始綻放出信仰之光。
19，中國共產黨誕生，正是對馬克思主義堅定的信仰，揭開了中國現代歷史的新篇章。
有了信仰，還要堅守，正是有無數革命烈士拋頭顱、灑熱血，堅守自己的信仰，才換來今天的幸福生活。聆聽著片中的入黨誓詞，再次心潮澎湃，歷經各種時期，黨的誓詞也在不斷修改，但毛澤東主席添加的“永不叛黨”一句從未更改。絕大多數共產黨人在用生命捍衛(wèi)自己的信仰。方曾寫過：死，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他在《可愛的中國》一書中說道：中國一定有個可愛的光明的前途。正是由于像他這樣對信仰的堅守，他心中的光明前途現在已經出現。當然，不是所有的共產黨人都能堅守自己的信仰，像陳公博、張國燾等人，他們終將被歷史所唾棄。
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造歷史奇跡靠的是什么？就是信仰。湘江戰(zhàn)役陳樹湘斷腸而死，為蘇維埃流盡最后一滴血，陳毅的“此去泉臺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表達了對信仰的忠誠，張思德的為人民服務，劉胡蘭的“怕死不是共產黨員”，無不是對信仰的實踐，全心全意為人民利益奮斗的共產黨得到了人民的擁護。
從蘇維埃到民族解放，從新中國到五星紅旗，無數革命先烈前赴后繼去實踐自己的信仰，共同的信仰讓人們凝聚起來，為信仰而奮斗，就是為未來而奮斗。
我深信，在信仰的照亮下，在旗幟的指引下，我們將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紀錄片電視文化的論文篇三
電視紀錄片的創(chuàng)作已有近半個世紀的歷史。以歷史學、社會學、傳播學的觀點看，用紀實手法解釋歷史、分析現在、預測未來的紀錄片，由于審視并再現了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無疑是推動人類文明發(fā)展的一種重要傳播手段。一些電視學家認為，在電視進入到每個家庭的今天，由于紀錄片運用獨特的表現手法揭示出深刻的內容，因而得以用“畫面思維”形式打破傳統(tǒng)的“文字思維”方式。
本文僅就國外紀錄片發(fā)展進程中幾中創(chuàng)新形式及主流趨向作一初步的分析、探討。
特別紀錄片。
特別紀錄片(thespecialdocumenta-ry)是對特別事件和重大活動的紀錄。它同以往存在并仍在發(fā)揮作用的特別報道(thespecialreport)既有共同點又有明顯的區(qū)別。
二者的共同點是：題材類似，對事件的再現都比較完整，有始有終。
二者的主要區(qū)別在于，特別報道講求新聞價值，注重時效，注意選擇報道角度并有一定的新聞由頭。一般來說，特別報道主要是指對重大事件組織的重頭報道，大多采取同步報道和連續(xù)報道的方式。特別報道不講求客觀準則，開始報道時并不知道事件的結果，報道只能與事件的發(fā)展同步流動，故此亦被稱為正在進行式的報道。特別紀錄片講求認識價值，有些文娛活動的紀錄片還講求欣賞價值。它側重于從歷史發(fā)展的角度揭示事件的意義，同時要求對現代事件、大型活動、時代潮流、社會風尚、風云人物進行完整的紀錄。在時效上它較之特別報道慢一拍，一般在事件結束后再搬上屏幕。特別紀錄片在制作、播出時間上有一定的伸縮性，因而可以調動多種表現手法：圍繞特別事件穿插歷史背景，運用特寫、音樂、對話、同期聲等多種表現元素來烘托主題，并靈活地安排結構順序。這樣，特別紀錄片較之特別報道，更具有立體感和藝術效果。
近幾年來，特別紀錄片在國際電視界格外引人注目，像有關奧運會、奧斯卡發(fā)獎儀式、重大國際事件、戰(zhàn)爭沖突等活動的紀錄片，大有令人百看不厭的趨勢。美國波士頓愛默森學院研究生院院長羅伯特?希利亞德教授認為，特別紀錄片的興起彌補了特別報道的不足。特別報道是電視新聞報道中的一種重要形式，但它稍縱即逝，有“易碎品”之稱。特別紀錄片雖然在時效上不占優(yōu)勢，但卻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調查性紀錄片。
調查性紀錄片(theinvestigativedocumentary)是對已經發(fā)生但內情尚未詳盡披露的重大事件以及現實社會問題的紀錄。它同調查性報道(theinvestigativereport)亦有所區(qū)別。ザ者的相同點是：調查對象都是社會問題或重大事件，調查的目的都是披露事件內幕或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在采訪環(huán)節(jié)上都要求深入挖掘，認真研究。從社會效果看，二種方式都能引起觀眾的特別關注。
二者的主要區(qū)別是：調查性紀錄片講求情節(jié)結構，表現手法引人入勝。調查性報道則要求節(jié)奏緊湊，細節(jié)部分雖然給予展示，但只是片斷，沒有情節(jié)。調查性紀錄片往往選取一個典型事件作為調查的對象，并通過對這一事件的詳盡披露來觸及重大社會問題。調查性報道則圍繞一個重大社會問題，集合眾多的事件來說明問題的要害所在。調查性紀錄片在播出安排上可以做多次性處理，不斷在屏幕上推出各種典型事件的紀錄，時刻提醒人們對現實社會問題的關注，以求促進問題的解決。調查性報道一般采取在一段時間內集中報道一個問題的處理方法，以求引起“轟動效應”。就此看來，調查性紀錄片則具有“警鐘長鳴”的社會作用。
調查性紀錄片的樣板當首推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60分鐘》節(jié)目。該節(jié)目自1968年創(chuàng)辦以來，經過數年摸索，在調查性深度報道的基礎上，形成了調查性紀錄片的風格與樣式。由于啟用了這種新的形式，重大的社會問題在節(jié)目中以引人入勝的情節(jié)結構得以展現；而觀眾則如同目睹一個真實的故事。這些故事不僅令他們觸目驚心，而且促使他們行動起來，尋求解決的辦法?！?0分鐘》之所以被社會學家們稱為“是美國社會的一面鏡子”，原因恐怕主要在于調查性紀錄片再現了美國社會的現實原態(tài)。自80年代以來，《60分鐘》節(jié)目中的調查性紀錄片模式開始為一些西方國家的電視機構效仿，出現在英、法、德、日等國家的電視屏幕上，頗受觀眾的青睞。
微型紀錄片。
微型紀錄片(theminidocumentary)是在雜志型節(jié)目(themagazineshow)進一步拓展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它以其制作周期短、耗資小、傳播速度快等優(yōu)勢大量涌入電視節(jié)目。一般情形之下，微型紀錄片的時間長度為4-10分鐘。一個30分鐘的節(jié)目中至少需要有3個微型紀錄片，創(chuàng)作人員往往不到一周時間就能創(chuàng)作出一個成品。因此，事實的準確無誤是微型紀錄片創(chuàng)作的`難點。為確保事實的準確無誤，創(chuàng)作人員極為慎重。在選材上，微型紀錄片主要截取大型紀錄片的某一個焦點或報紙消息中已經報道過的內容，但對這些選題賦予不同的外表、包裝，以求給收視者帶來新鮮感。
微型紀錄片的出現，使特寫(features)同紀錄片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起來。按傳統(tǒng)的看法，二者的區(qū)別主要在于長度、結構、播出形式等方面。過去，特寫的長度比紀錄片短，且結構簡單，通常夾在一個欄目中播出。紀錄片的長度要比特寫長得多，結構講求戲劇性效果，而且獨立成為一次節(jié)目。現在，微型紀錄片在這三個方面同特寫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差異。微型片結構雖然也著意體現情節(jié)結構，但由于受篇幅的限制，不可能產生多少戲劇性效果。除此以外，它的創(chuàng)作手法和表現手法都與傳統(tǒng)紀錄片相同，由此看來，二者之間似乎已沒有區(qū)別可言。事實并非如此，今天區(qū)別二者的界線主要看主題和結尾。紀錄片一般涉及較為嚴肅的問題、事件，特寫側重人們感興趣的題目。這僅僅是就一般情況而言，因為電視屏幕上有時也能看到比較輕松的紀錄片或較為嚴肅的特寫。在片子的結尾處理上，紀錄片通常以總結或結論收尾，觀點十分鮮明，主題突出，因而或多或少具有討論性質。而特寫并不以結論收尾，結尾也許是發(fā)人深省的，也許沒有結局；因為題材大都輕松明快，觀眾滿足于大概的了解，不求弄個水落石出。至于紀錄片，羅伯特?希利亞德教授提出了一個頗值得重視的觀點：紀錄片之所以成為紀錄片，是因為它提出某種觀點，做出某種結論。
從電視紀錄片創(chuàng)作的現實走向看，微型紀錄片發(fā)展的勢頭越來越大，一般電視機構都有能力長期不斷地連續(xù)制作，同時又能產生一定的社會效果。一些電視研究人員認為，微型片篇幅雖短，但靈活多樣，易把握，能集中反映某一個具體問題，提供某一方面的信息，展示事物的一個側面或揭示某種問題?？梢灶A測，微型紀錄片以“輕武器”形態(tài)連續(xù)播出，天長日久，也會造成一定聲勢，收到特殊的傳播效果。
大型電視紀錄片。
大型電視紀錄片(thefull-lengthtelevisiondocumentary)以宏偉的篇幅，深刻的內容剖析著現實社會，對推動人類文明進程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早期的大型紀錄片無論在選題上還是在表現手法上都模仿新聞電影紀錄片的傳統(tǒng)模式，直到通訊衛(wèi)星技術和eng問世以后，紀錄片才得以用電子技術手段進行采制，并經過不斷的求索，形成了電視紀錄片的獨特風格和語言。
今天，大型紀錄片在題材上的重大突破是面向整個世界，面向人類、宇宙、科學天地等巨大題材。70年代中期，大型紀錄片就開始在這方面進行嘗試。cbs著名節(jié)目主持人沃爾特?克朗凱特主持的《宇宙》、《20世紀》、《21世紀》、《歷史的見證》等片都是大型紀錄片的杰作。這些片子對大量的歷史文獻資料進行選擇、組合后，將它匯集到片子中。進入80年代，大型紀錄片不但展現宇宙世界、科學天地，而且放眼預測未來趨勢。在表現手法上，大型片采取紀實手法，用長鏡頭在現場跟蹤拍攝，往往耗時三年五載。例如，美國航天飛機“發(fā)現者號”的紀錄片，創(chuàng)作人員從開始準備到“發(fā)現者號”上天，跟拍三年之久。
通過對上述四種電視紀錄片形式的分析，我們可以對國外電視紀錄片的發(fā)展趨勢有一個初步總體的把握?？梢哉f，這四種紀錄片形式是電視傳播的重要手段，它們互為補充、互相促動，形成電視紀錄片創(chuàng)作多種樣式齊頭并進的新格局。
電視紀錄片的多樣化發(fā)展，為紀錄片的創(chuàng)作帶來了新的生命力，樹立了新的形象，迎來了新的挑戰(zhàn)。只要電視存在一天，紀錄片就有頑強的生命力；只要人類文明史不斷延續(xù)，紀錄片就有永恒的價值。
紀錄片電視文化的論文篇四
紀錄片的核心價值在于真實，在于記錄正在進行的一段時空跨度相對較大的一段現實或歷史。那么，無論是新聞紀實類的紀錄片，還是歷史文化類紀錄片，都應立足當下，做到真實、可信，做到“真、善、美”。紀實化，是文化類紀錄片的現實主義精神的體現，是紀錄片貼近動態(tài)現實的一種方式和手段，是歷史與現實結合的必然。文化類紀錄片紀實化的主要表現特征為：
（一）從正在進行的一件文化事件入手，運用紀實長鏡頭切入對文化與歷史的表述，讓歷史與現在交錯進行；例如央視熱播的《舌尖上的中國》大多以現實和過去相結合的表現手法，通過對傳統(tǒng)和現代的飲食文化的交錯敘述，讓觀眾可以深切地體驗到所講述的事物的一個完整的發(fā)展過程；現在一些文化類紀錄片也大量運用情景再現的手法，將歷史與現實一起呈現在觀眾面前，既提高了紀錄片的可看性，也令紀錄片的講述更加有理有據，讓觀眾感嘆，看一部好的紀錄片就像看一部電影，例如酒泉臺攝制的紀錄片《玄奘瓜州歷險記》，選取了玄奘取經路上最險惡的一段，講述初唐時期玄奘為西行求法，置朝廷通緝于不顧，夜半偷渡玉門關，歷經九死一生，終達伊吾的傳奇故事，和以往不同的是，這部紀錄片不僅使用高清設備拍攝，而且運用了大量的劇情表演，再現了千年前的傳奇故事。文化類紀錄片還可以通過完整記錄一個鮮活的文化活動，例如，婚喪嫁娶、社火、祈雨、祭祀等。
（二）充分運用自然的現場聲音?，F場聲音是表達的另一個主體，因為電視是一種視聽語言藝術，聲音語言的作用不可缺少。今年年初，筆者拍攝的《尕海湖邊的故事》中，效果聲的運用就為節(jié)目增色不少。在尕海湖邊拍攝冬候鳥大天鵝時，清晨清亮的天鵝叫聲，頓時讓冬天的尕海湖邊響起了候鳥的歌聲。如何能讓觀眾也能體會到當時尕海湖邊的這種場景，光靠唯美的畫面是不可能做到的，《尕海湖邊的故事》就將常規(guī)的效果聲的音頻指數略微提高一些，突出候鳥的叫聲，充分吸引了觀眾的眼球。
（三）各種聲音元素交錯進行，擴展聲音時空。比如表現崆峒山、武夷山、少林寺，聲音除解說、音樂之外，還有鐘、鳥、風、游人和做佛事所發(fā)出的聲音，而這些聲音是文化類節(jié)目內容的重要組織部分，也是紀實化不可或缺的元素。在甘肅電視臺10多年前創(chuàng)辦的.日播文化類欄目《美麗甘肅》中我們看到，天水臺反映民俗的《年初一》就是因紀錄而取勝，它充分反映了民俗中原生態(tài)的搖曳多姿。甘肅衛(wèi)視的《中國西北角》欄目，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紀實化的元素也在大大增加。
二、文學化是文化類紀錄片成熟的標志。
紀錄片不僅需要真實的影像記錄，同時也需要依靠文字的邏輯來推動紀錄片的敘述向前發(fā)展，而僅靠影像是不能完成推動這一邏輯敘述的發(fā)展，所以紀錄片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文學化的表述。文化類紀錄片不是新聞專題，恰到好處的文學化是此類紀錄片的必要因素。從《話說長江》到《望長城》，再到近些年出現的大型文化系列片《江南》《蘇園六記》以及中央臺9套節(jié)目的開播，我們可以看到，電視一直與各種文學類型相伴相生，文學化已經成為中國文化類紀錄片成熟的標志?！渡嗉馍系闹袊凡コ龊?，“《舌尖》體”一時成為人們所喜愛的一種紀錄片的語言表達方式，被觀眾們所喜愛和接受。文學化是編導對采訪對象的發(fā)現、創(chuàng)造與想象，是對過往歷史的復活。簡單、沁人心脾的解說詞，可以讓觀眾更好地融入節(jié)目當中去。文學化是編導個人情感的投入，畫面因情感而復活生動，節(jié)目因情感被長久記憶。
三、社會化是節(jié)目的深度體現。
社會化的過程是編導將紛繁的采訪素材進行系統(tǒng)化的過程，它要求我們不要單一地看待一個問題，而是將采訪素材納入到廣闊的社會學空間，來判斷取舍，并闡釋文化的社會含義。紀錄片始終是小眾的精英文化，社會化并不等于低俗和媚俗，而是需要更大膽地運用先進的高科技手段，用更完美的視覺沖擊力去吸引觀眾，更好地滿足和服務于人民大眾。如今，隨著技術手段的不斷進步，和4g時代的來臨，電視也受到了新媒體的沖擊，越來越多的紀錄片開始在網絡上放映，越來越多的紀錄片開始運用高清數字化拍攝，運用電腦3d技術合成等。紀錄片適應全媒體時代的要求，是紀錄片社會化的一個有效途徑。說到底，文化類紀錄片最后的落腳點必須是對文化的、社會的、現實的透視、提煉、表述與發(fā)現，是對社會與時代精神的深度挖掘。中國紀錄片應擺脫傳統(tǒng)紀錄片用冗長的數據或蒼白的專家發(fā)言來講述歷史的做法，而是應該面對生活，真實地講故事，這種表達方式才能促進中國紀錄片未來的發(fā)展。
紀錄片電視文化的論文篇五
“虛實相生”是中國傳統(tǒng)美學中的審美情趣之一，自“有無”到“陰陽”，自“空靈”到“妙悟”，哲學中的“虛實”逐步延伸到文學藝術領域，成為影響中國美學與藝術的重要理論之一。
“虛實相生”的文藝創(chuàng)作手法在作為有聲語言藝術的電視紀錄片配音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凸顯。為了將文學語言準確生動、富有意蘊、引發(fā)思索地傳遞給觀眾，配音者要將解說詞的內容進行虛實、有無、隱現等轉化，創(chuàng)造出情境美、交流美、和諧美、留白美，讓觀眾在情感共鳴中達到審美愉悅。
再現文字的情境美。
電視紀錄片配音是將已有的文學作品轉化為有聲語言的表現形式。對配音者的要求絕不僅限于單純的發(fā)音規(guī)范、字正腔圓，而要通過解說再現文本的意境美、情感美。
作為文學作品的一種形式，解說詞在表現手法上會運用文學作品中虛實相生的寫作手法，或化虛為實、或以虛帶實、或實中存虛、或虛實相映。備稿時，配音者必須依據影像的拼接步驟把握解說詞的內容及特征。
如紀錄片《唐之韻》的解說詞，以散文詩般的語言記述了唐代詩歌的發(fā)展歷史和詩人們豐富的生活經歷及其風格迥異的代表作品，情感跌宕，大氣磅礴，極具文學色彩。這就要求配音者要將未聞、未見、未體會過的情與景轉化為已有的積累和體驗，感受“象”外之旨，由實感虛、由虛悟實，形成具有意中之境、飛動之趣的藝術空間。其中有這樣一段：
于是陳子昂來了，像巨人一樣挺立在幽州臺上，面對著無限的時間與無限的空間，如春雷炸響一樣高唱著“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多么悲壯的歌聲，像從歷史的深處騰出，不僅一聲就喚醒了永遠輝煌的盛唐詩，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在中華大地上產生審美的沖擊波!
在解說這段話時，高峰用心靈與歷史交融，用情感與詩人共享，其中對詩歌內容的朗誦以虛聲為主，其余用聲偏實，將聲音的虛實變化與解說詞的意境虛實融合，產生與詩人心靈在宇宙生生不息、虛實相依的律動中對話，在感覺與想象交織的靈境中達到共鳴與默契。
再如大型電視紀錄片《故宮》用描寫與議論相結合的手法展現了聞名于世的古建筑的輝煌壯觀。周志強配音時非常注重在平實中展現情景美：
中國古代有一種祈福的祭祀活動叫賞，后來演化為人們暮春郊游的風俗。文人墨客此時也要相邀聚會，最著名的一次被記錄在王羲之的《蘭亭序》中。九曲蜿蜒的水渠中清水流淌，隨波逐流的酒杯停在誰的座前誰就要吟詩作賦，否則就罰酒認輸，這就是“曲水流觴，修賞樂”，乾隆皇帝以此為根據，給這個亭子起名“賞亭”。
這段話是用歷史故事來詮釋“賞亭”得名的由來，其間對飲酒作詩的場面與細節(jié)雖沒有作過多的渲染，但是古代文人們的灑脫豪放、酣暢淋漓依稀隱現在字里行間。周志強的解說非常細膩，通過聲音中細小的變化，以溪流淙淙、垂柳依依、酒杯順流而下，將文人吟詩作對的情景展現在觀眾眼前，讓觀眾感受到古代文人的浪漫情懷。
袁行霈先生曾經說過：“鑒賞不是被動地接受，而是一種賦予創(chuàng)造性的藝術活動。如果說藝術創(chuàng)作是自己的生活體驗借著語言、聲音、色彩、線條等等表現出來，那么藝術鑒賞就是運用聯(lián)想將語言、聲音、色彩、線條等等還原為自己曾經有過的類似的生活體驗。”解說詞中的情景不是配音者都經歷過的，解說時要充分調動自己的想象與聯(lián)想，讓思想感情始終處于運動狀態(tài)，才能感受到文稿中的情與景，創(chuàng)造情景美的效果，進而增強藝術表達的感染力。
產生具象的交流美。
根據有無交流對象的存在，可將播音員、主持人的工作環(huán)境分為“虛實”兩種情況，即無對象交流和對象交流，而紀錄片解說明顯屬于無對象交流。從專業(yè)角度上來說，要求播音員、主持人在“無對象交流”的情況下做到“心中有人”，即對交流對象的感知要具象，不僅要想到通常所說的交流對象的年齡、性別、職業(yè)、文化程度等，還要能想象到聽眾的眼神、動作、服飾以及聽到語言信息后的反饋，真正做到通過眼神交流達到心靈的共鳴。
紀錄片對解說者的要求亦是如此，對交流對象的想象越具象，聽眾的感知就越鮮活、越真實，通過想象與聯(lián)想同觀眾交流，接受反饋，便于準確地把握解說詞的基調、節(jié)奏、風格等，同時也能及時調整自己的解說狀態(tài)。
如《北京記憶》是從對北京大雜院、飲食、娛樂、交通等點滴生活的感受中反映北京的發(fā)展變化，這些都是與百姓息息相關的'生活瑣事，配音者所想象的對象可以是親人、鄰居、同學、朋友，就像拉家常、聊見聞、談感悟，相互之間產生親切感、信任感、美感。
老人又回到了以前的舊居，她曾在這間二十平米的小屋子里結婚生子，夫妻相濡以沫，拉扯四個子女長大成人。點滴往事一如大多數中國普通百姓曾經的生活場景，伴隨著記憶正在漸漸遠去。
在這段配音中郭煒語氣親切自然，時而平和、時而低沉，讓聽眾感到很強的交流感，此刻配音者用自己聲音推開了歷史的閘門，讓聽眾在時空的隧道中觸摸到那段遠去的歷史。交流對象質與量的具象化產生的真實美，讓配音者找到了活躍積極的心理狀態(tài)，有的放矢地向觀眾傳達情感。配音者運用虛實相生的原則將虛無的聽眾轉化為實在的交流對象，在向想象中的對象不斷傾訴、呼應、交流的過程中，形成互動與靈犀，達到用聲音傳遞美、用心靈感受美的效果。
傳遞聲音的和諧美。
置身于濃妝淡抹的圖畫里，帕奈博士經常情不自禁地贊嘆，舉世也只有九寨、黃龍的水有如此巨大而神奇的力量，而它眷戀著人間獨鐘著中國，就在這中國西南的深處角落渲染出一片彩墨山水。
對于九寨溝和黃龍，水是美麗的締造者，也是它們生命的源泉。水，在這里幻化了神奇之后，也將從這里走出深山，流向幾百公里外的長江。
李易配音時，吐字柔長、用聲舒展、虛實結合、虛聲偏多，使聲音與明麗、優(yōu)美的畫面和音樂相融合，充滿了意蘊美，整體形成蜿蜒的旋律，產生美感。
再如《同飲一江水》運用富有感性和思辨的語言，講述6個國家在地理位置與歷史發(fā)展中不可割舍的關系。解說詞娓娓講述著不同國家的風情和生活故事，繪出一幅大湄公河次區(qū)域豐富資源、燦爛文明、獨特人文的精彩畫卷。
大海與河流在縱向和橫向上，將次區(qū)域各國更多元地融合在一起，河流聯(lián)結了次區(qū)域六國，大海將次區(qū)域各國與整個世界聯(lián)系在一起。河流哺育了次區(qū)域六國的人民和這里偉大的文明。而大海是所有這些走向世界的通途。大海意味著次區(qū)域未來更廣泛的交流、友誼與發(fā)展。
剛強的解說整體以講述與渲染相結合，既接近生活語言表達又不失飽滿的情感。吐字用聲適中，節(jié)奏舒展平緩，極為自然流暢。用聲以半實為主，根據內容或為半虛。“更多元地融合”聲音由虛到實，“交流、友誼與發(fā)展”中由實到虛再到實。剛強的聲音在整體和諧中，時而平實自然，時而舒展柔和，時而厚實凝重，形成了有聲語言自有的韻律感和質感，也讓觀眾深切地感受到本片所宣揚的“和平、友誼、合作、發(fā)展”的主旨。
構成停連的留白美。
“此時無聲勝有聲”、“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詩句就是對留白藝術作用的描述。留白之美在文學和藝術領域中大放光彩。繪畫、書法、建筑、園林、舞蹈、音樂、電影、戲曲中無不留有留白所產生的無限遐想空間、廣袤深遠意境。
電視紀錄片畫面拍攝手法中注重留白的運用，而聲音的配音也應當有的留白存在。聲音的停頓為虛、情感的連接為實，正是所謂的“聲斷情不斷”，不是戛然而止，而是回味無盡。這種“停頓”，是一種畫面的轉換和延伸，情感的過渡和回味，恰當運用聲音留白，能產生言已盡情未止、聲已落味更濃的效果。給觀眾留下想象、回味、思索和判斷的空間，這樣比喋喋不休的直白表達更自然、更深刻。正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
留白讓觀眾有空間思索和判斷，與起初的感性認識相互作用，從而加強對紀錄片本身的認識和理解。如《圓明園》運用充滿詩意的語句描寫出了圓明園的奢華與氣派，而在殘垣斷壁之下埋藏著歷史的輝煌。
給這段的配音時，李易在每一省略處都運用了大量的留白，觀眾可以有充分的時間想象圓明園華麗的外觀、精美的裝飾、奇妙的布局，可謂是神奇瑰麗，亦夢亦幻。如果在解說時取消了這里的留白，就會顯得節(jié)奏過于緊湊，也剝奪了觀眾回味反思的時間與空間，不會產生最終意味深遠、令人惋嘆的效果，削弱了對主題的表現力。留白之美是一種表達手段，是一種審美體驗，是一種藝術追求。
“虛實相生”的藝術手法以其長久的生命力影響著中國的文藝領域。在電視紀錄片配音創(chuàng)作中“虛實相生”的原則也以其無窮的魅力由內而外地滲透到各個環(huán)節(jié)，配音者與文字在體驗與聯(lián)想交織的對話中達到心靈的契合，與觀眾在聲音與想象互動的交流中達到情感的共鳴。
紀錄片電視文化的論文篇六
即拍攝者參與到所記錄的事實當中，攝影機和被紀錄對象之間形成一種親密的關系，發(fā)掘事件的真實面貌，推動事件的進程，并將整個參與的過程拍攝下來，作為記錄的有機組成部分。
參與式記錄可以溯源至弗拉赫蒂的探險紀錄片，是紀錄片的主要工作方式之一，其極端發(fā)展即為50年代法國出現的真實電影，強調在人為的環(huán)境中發(fā)掘出隱蔽的真實。
參與式記錄可以運用在各種題材的記錄當中。
在現實題材的拍攝中，對拍攝事件的介入及與拍攝對象的親密接觸，都會給記錄打開一個多維空間。
美國紀錄片導演詹妮弗??？怂乖谂牧艘徊?個小時的長片：《比爾和開瑞：一個美國式的愛情故事》，以真實電影的形式呈現一對黑人和白人及他們的兩個女兒組成的家庭生活。導演fox用超8毫米攝像機自行拍攝，她的制片擔任錄音師。她們和這個家庭共同居住了一年的時間，次年又以一年的時間訪問了他們的親朋和同事，拍攝了850小時的素材，最后剪成了9小時的片子，以對日常生活的把握，折射出美國社會的種族融合現象。
90年代初的《望長城》，就是以長城內外普通人的追蹤、采訪、記錄，發(fā)出了中國紀錄片第一聲吶喊，《我們的留學生活――在日本的日子》采訪了315人，其中跟蹤采訪66人，展開了一幅在日留學生的生活畫卷。
在歷史題材的紀錄片中，由于題材的局限，不可能獲得太多的直接素材，更強調以參與式的記錄來回顧歷史，譬如法國紀錄片《證詞：猶太人大屠殺》，克洛德?萊茲曼用了1年來拍這部長達9小時的紀錄片，全部是通過對見證人的采訪而將歷史再現于今天。這當然是個特例，其中所耗費的精力和財力可以想象。
我國關于歷史事件和人物的紀錄片也多采用了參與式紀錄，大量采訪相關人物，重訪遺址遺跡，讓史料在記錄者所營造的環(huán)境中鮮活起來，重現歷史的真實。譬如近期的歷史題材紀錄片《解放啦》，就是以對各色人等在“解放啦”這一特定歷史時刻的所見所聞所感的采訪、回顧，結構了全片，每個人對歷史都有自己個性化的認知，由于采訪，存留在不同人等不同記憶中的瞬間集合在了一起，同一個歷史時刻，同一個歷史事件就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姿態(tài)走了過來，有一些復雜，有一些厚重，又有一些戲劇的況味。
參與式記錄的長處在于紀錄片工作者可以盡可能的去探究表象之下的真相，對表現內心世界、過去時空、以及賦予記錄戲劇性情節(jié)性上非常有效，但由于是以對生活的介入而激發(fā)出一些非常態(tài)的東西，掌握不好，就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生活的原生態(tài)。
2、旁觀式記錄。
即在對生活的記錄中采用的是一種旁觀的方式，也就是攝影機與被拍攝者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最好的就是爭取把攝影機對被拍攝者的影響降到最低，剪接時強調一種連續(xù)性，從技術的角度就盡力避免表露作者的感情色彩和道德取向，盡量完整地真實地表現人物與事件的本來面目，創(chuàng)造一種包含著不同意蘊的現實模式。
旁觀式記錄起源于最初的紀錄短片，并在60年代在美國出現的直接電影中得到極端發(fā)展。“‘直接電影’的藝術家扮演的是不介入的旁觀者角色，‘真實電影’的藝術家擔任了挑動者的任務”。（《世界紀錄電影史》［美］埃里克?巴爾諾）。
美國紀錄片工作者懷斯曼一直堅持不做任何介入的直接記錄，以視覺形象和片中人物的話語來呈現事件，其記錄方式儼然已經成了一種信仰，體現了空前的執(zhí)著與堅持。這也與他一貫選擇的記錄題材有關：學校、軍隊、警察、醫(yī)院、監(jiān)獄及為人們提供幫助的各種社會服務機構，以此探索當代美國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他的近作《緬因州的貝爾法斯特》中，一如既往地用鏡頭解剖機構和人，藉此得到“對20世紀最后1／3時間中美國生活的一個印象化概述”，其高達1001的片比保障了其信仰的實現。
紀錄片電視文化的論文篇七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已經進入了新階段，對人們的思維習慣產生了重要影響。在這種形勢下，文化產業(yè)迅速發(fā)展起來，成為社會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用文化產業(yè)帶動經濟發(fā)展，說明我國社會產業(yè)結構的調整取得進展，經濟發(fā)展模式正在轉變之中。紀錄片是文化產業(yè)中的活躍部分，深受人們喜愛，研究紀錄片的策劃選擇題是非常有必要的。
1策劃含義概述。
從現代意義的角度理解，所謂的策劃就是在一些信息素材的基礎上進行設計，形成一種思路、創(chuàng)意以及方法等，為后續(xù)的實際操作提供依據。這一概念被引入到電視節(jié)目創(chuàng)作以后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成為一名電視人需要長期研究的課題，選題策劃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一方面，這項工作為節(jié)目創(chuàng)新提供了思路和方法，可以說策劃已經成為節(jié)目創(chuàng)新的重要途徑；另一方面，策劃是節(jié)目制作的第一步，可以有效避免決策失誤問題，提升信息及其他相關資源的利用率，可以說做好策劃工作，一個電視節(jié)目就已經成功了一半。紀錄片選題策劃中，雖然由于節(jié)目固有性質導致創(chuàng)作的自由度受到限制，但是選擇策劃仍舊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實際上記錄片是將真實事件以藝術的`方式再現出來，在不違背事實的前提下提高節(jié)目的感染力。總之，紀錄片選題策劃工作非常重要，是在現有信息上的一種選擇過程或者說是一種創(chuàng)作過程[1]。
紀錄片電視文化的論文篇八
電視紀錄片是運用現代電子、數字技術手段，真實地記錄人類社會生活，以現實生活的原始內容為基本素材，經過創(chuàng)作者的選擇、重組、集中、強化，結構而成一種完整的電視節(jié)目形態(tài)，它的素材保留著生活的鮮活、真實的信息，具有極強的真實性、客觀性，供觀眾觀察、體驗和思考，而在選擇和結構過程中，則有創(chuàng)作者主觀的對生活的認識、理解、興趣、愛好的介入，可以說紀錄片是客觀生活與主觀認識的一種保有較大空間距離的結構，它既能將真實的生活物化成為一種可以復制、保存、傳播的形態(tài)，留給人們一段活的歷史，又能給觀眾提供一個創(chuàng)作者對生活的獨特的、個性化的視角，供觀眾評價和欣賞。
與其他的紀實類電視節(jié)目相比，電視紀錄片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它不依附于電視日常播出的欄目化生產流程，在節(jié)目形態(tài)上也有其個性化的自我完整的結構，這是由于紀錄片自身的特性所決定的。
與其他紀實類節(jié)目或專題片相比，紀錄片給予觀眾的是一種文化品質。
首先，它的主題是人，是人的本質力量和生存狀態(tài)，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積淀，人的性格和命運，人與自然的關系，人對宇宙和世界的思維。它不像專題片，專題片有直接的主題目標和宣傳的功利效果，它的主題趨向于更為深層更為永恒的內容。它從看似平常處取材，以原始形態(tài)的素材來結構影片，表現一些個人化的生活內容，達到一種蘊含著人類具有通感的生存意識和生命感悟，生與死、愛與恨、善與惡、同情與反感、生存與抗爭、美的追求等等，強調人文內涵、文化品質。
我國的紀錄片到90年代與專題片有了較為明顯的分野，體現了創(chuàng)作者對紀錄片本質特性的全新理解，《沙與海》、《半個世紀的愛》、《藏北人家》、《望長城》，及以后的《重逢的日子》、《德興坊》、《龍脊》、《神鹿，我們的神鹿》、《山洞里的村莊》、《影人兒》、《婚事》等，都調整了紀實語言結構，體現了對人的深層關注，都是以人為核心，直接關注人，重視人的本質力量，去除了許多直接的功利心，多了一些人文性。
《望長城》之所以成為中國紀錄片的一個分水嶺，一個主要原因就在于它關注的一個人文主題，在《望長城》中占據鏡頭最多的就是普普通通的人，給觀眾印象最深的也就是這些普通人。帶著孩子逛土龍崗卻不知道腳下就是長城的李秀云；民間歌手王向榮和他的母親；統(tǒng)萬城惟一的住戶馬老漢一家等等，關注的是長城腳下的生存狀態(tài)；其后的優(yōu)秀紀錄片莫不如是，《德興坊》以從未有過的姿態(tài)，真實地記錄著上海一條老式弄堂中人的生活，他們的窘迫，他們的愿望，他們相互間的爭吵與互相的關懷，給人們帶來多重的生活感受?！哆h去的村莊》拍攝的是山西省平陸縣一個有一千多年歷史的雞子坡村，在面臨干旱年時，一些人要先修水利，一些人要遷出這個村子，人的生存狀態(tài)、生活方式就是它的主題，人的真正生活就是它表現的對象。《山里的日子》將視線投向四川省東北部的大巴山區(qū)，一個普普通通的小山村里的鄧有仁一家，鄧有仁是著名油畫作品《父親》原型人物的孫子，影片記錄了《父親》的作者羅中立重返大巴山的經歷以及鄧有仁一家及其他鄉(xiāng)親們的一段真實生活。山里的每日生活就成為生命本身的縮影，對山村生活的感情以及對人的一種本質關懷，讓這個片子真切地反映了普通農民在今天這個時代的一種生存狀態(tài)。
在今天，數字技術條件為這種對人的關注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近來國內就有一些專業(yè)或非專業(yè)創(chuàng)作者采用更為個人的方式走近人；利用小型數字機，呼吸與共地在記錄身邊的人，譬如《江湖》、《老頭》等就是獨立制片人以微型數碼相機方式拍攝，近距離微觀地記錄下的日常生活，在這些片子中拍攝和剪接盡管粗糙，但其對人的關注，具有一種歷史、人文的價值。
專題片主題重在說明問題，闡釋政策、觀念，如“科教興國”、“20人”、“中華之劍”等，雖然這些專題片中也有精彩的紀實段落，也有對人的關注，但那只是采用了紀實手段，只是用人來說明某個特定的主題。而紀錄片以人為本，更接近人類學和民俗學。
其二，紀錄片需要較長的時間積累和動態(tài)過程，重感受和體驗的共時性，因為對人的個性化表現需要有較大的時空跨度，人作為生命體存在是包含著特定的時空內容的，時間是紀錄片的第一要素，它與欄目化的紀實節(jié)目不同，欄目化的紀實節(jié)目，定時定點播出，制作周期短，關注的是正在進行的生活層面，結構較為自由，寬容度大，而紀錄片對生命的本質關注是需要一定的時間保證的，只有在一定的時間積累中，才能為觀眾提供一個人類生存的某個階段的活的歷史，才能保留生活自然流程的偶發(fā)性和豐富的細節(jié)，以及經過交流和反饋之后積累的情緒氛圍，展現更為豐富的人文背景。
真正意義上的紀錄片都是有一定的時間流程的。
弗拉哈迪在其拍攝中有個預定的模式：住在拍攝地點，親身體會當地人的日常生活，然后與當地人交往、建立友誼，此時才開始拍攝；而以36年的時間記錄了高爾佐的孩子們的德國紀錄片工作者認為其日?，嵥榈挠涗浀囊饬x在于：人們可在時光流轉之間獲得對生命的體驗與解釋；認為“時間是紀錄片的第一要素”的小川紳介，每部紀錄片拍攝的時間長達三至五年，拍攝《古屋敷村》時，在山村住了好幾年，租了房子和稻田，和農民一起種稻；我國的《山洞里的村莊》以人類學的視野，關注著山洞中這個村莊的生存狀態(tài)，以一年的時間記錄著在一些事態(tài)中人們的表現，想法和行為，保留其生活的全方位的原始信息；《我們的留學生活――在日本的日子》歷時3年，由于在人物發(fā)生重大變動的幾個階段攝像機都在場，記錄了完整的過程段落和細節(jié)，依照生活自身的邏輯發(fā)展來結構人物故事，在動態(tài)取材中使生活的各種原始信息得以保留，片子也因而有了生命力。其他像《遠在北京的家》、《龍脊》、《神鹿》等都有一年以上的時間過程，在過程和細節(jié)中具有了一種記錄的品格。
紀錄片電視文化的論文篇九
像我國紀錄片《八廓南街16號》也是這樣一種旁觀式的記錄。鏡頭對準了西藏八廓南街的一個居委會，攝像機在一種緊張的狀態(tài)中，觀察著這個黨的最小的職能機構，這么一個黨與人民的交界面，等待著事件的發(fā)生。對于片中在審訊小偷段落所采用的惟一一次雙機拍攝，導演在成片后還嘆其為缺憾，認為破壞了單機固定鏡頭對事件的等待。其他像《重逢的日子》、《龍脊》、《山洞里的村莊》、《影人兒》等也是在沉靜的觀望中，解剖了一個家庭，一個山寨、一個村莊方方面面，同時也物化了一段歷史。
旁觀式記錄的目的是要對現實作直接的觀察，從而讓觀眾對現實有個直接的了解，其長處在于充分地還原了生活的原生態(tài)，保留了更深度的心理真實和觀眾自由詮釋的空間，與此同時，旁觀式記錄在表現人物內心活動、情感及非現實時空等方面有許多不便，觀眾在接受過程中也可能因為那種強烈的不確定性而無所適從。
不同的記錄只能說是針對不同拍攝內容，依據創(chuàng)作者的不同意圖和追求而做出的不同選擇。二者并無本質區(qū)別也無優(yōu)劣之分，只是方式方法的不同，都是記錄者接近真實的一種途徑，引導觀眾介入事實的一種方式，而在大部分的紀錄片中，這兩種記錄手法是融合在一起使用的，各顯其長，其目的都是為了傳達出記錄者對于世界的看法。
就實質而言，二者對于生活的介入程度并無太大差別，旁觀式記錄的.巨大片比足以證明其個人聲音的發(fā)出是在編輯臺上實現的，而參與式記錄則是在攝像機的鏡頭前就開始了。
無論何種記錄方式都是以記錄者對生活的尊重和真誠為前提的。任何紀錄片的真實都是經過記錄者重新編碼后的真實，記錄者的真誠是真實的保障，尤其在今天，這一點就更為重要。過去，攝像機等設備粗大笨重，合成圖像需要專門的技術人員。那時，假如要“捏造”某個鏡頭或場景，需要攝像師或編輯人員共犯。但是，在制作設備小型化、高性能化的今天，制作者一個人可以輕易地完成攝像、錄音、畫面合成的過程。在這種情況下，更加要求紀錄片制作人尊重紀錄片的本質屬性。
3、以科學手段進行的超常視點的記錄。
現代紀錄片更以科學的手段，超常的視野去記錄人與自然，人與科學視野的素材。
人的本質力量常常會輻射在各方面，人與自然，人與動物、植物，與宇宙星空都能對話，紀錄片的題材范圍也越來越寬廣，已深入到人的科學活動、野生動物、地理生態(tài)等層面，對歷史、對心理、對生命等等進行科學探索。
譬如瑞典科技工作者拍攝的《愛的凱歌》，就是將攝像機同一個深入人體的，直徑只有一毫米的內窺鏡連接在一起，拍攝了從精子的產生到受精，從胚胎的形成到胎兒生長的過程，既真實又神奇；美國的《大白鯊》是將小型攝像機放在沖浪板上，綁在長竿上，在水中近距離接近鯊魚，還將遙控攝像機綁在鯊魚的背上，進行水下攝影，獲得了一個類似于鯊魚自身的主觀視角，拍攝了一部既真實又有趣的紀錄片；在英國的野生動物紀錄片《洞穴里的獅子》中，創(chuàng)作者把攝像機放在一個可以遙控的玩具中，人遠遠的操縱攝像機追隨獅子的足跡，拍攝它的日常起居、捕食、游戲等等，而關于植物的紀錄片《植物行走》用了許多高科技手段，高速攝影、延時攝影，使一滴水慢慢落下，敲開果實，飛揚出種子，緩緩地四散開去，形成優(yōu)美的節(jié)奏和韻律，仿佛植物在舞蹈。編導者還將植物擬人化，一顆深山溪流上的豆夾種子落入溪水中，順著溪流，進入河道，擦過河馬的身旁，進入大海，直達大洋波岸，生長繁殖，攝影機不斷捕捉其行蹤，從岸邊、水下、空中拍攝，將高科技與新思維完美組合起來，給觀眾以清新的視覺和心理感受，它是用科技手段進行的紀實，是科學性的紀錄片。
這種全方位視野以及與人文世界、自然世界、精神心理世界的對話，深刻地體現了電視紀錄片所帶來的文化品質，在文化交流、節(jié)目交換上有著廣闊的市場。我國雖然也有《神奇的綠色之火》、《朱鸛》、《西藏的野生動物》、《霧海綠洲》等自然生態(tài)紀錄片，在一個廣闊的視野來看待生命、看待人自身，但目前的電視紀錄片還多集中在社會生活領域，沒有充分認知和實踐電視紀錄片的應有空間，這也是我們在紀錄片工作中需要努力的。
隨著制作和拍攝手法的多樣發(fā)展，紀錄片還在不斷形成新品種。有的在大量的實拍和歷史素材中，運用情景再現，表現某段無法實際拍攝獲得的內容，營造某種情景氛圍，增強視覺的感受，形成一種特殊風格的文化片，大多在表現旅游風光、文化遺產、歷史人物的內容之中運用這種手法，像最近在《東方時空》欄目的《記憶》系列中播出的《梅蘭芳》、《瞎子阿炳》等，就是這樣的文化片；至于現在也有人對完全真實的素材按照自己的需求進行組織、擺布拍攝，使人難以用紀錄片這一概念來涵括……對于這些新品種，需要我們根據實踐的發(fā)展來進行定位和正名，認識到不同名目所蘊含的不同屬性，既不能忽略這些新品種獨有的生命力，也不能因此而對紀錄片的認知產生偏差。
紀錄片的這種多樣化發(fā)展，正有待于電視理論和實踐工作者對其進行界定和研究，需要強調的是，不論出現何種新品種，不論什么手法，對于紀錄片而言，它的基本特征是素材來自真實的生活，保證素材的原始狀態(tài)，歷史資料的真實性，即使是有扮演的段落，或電腦制作合成的內容，也應通過明顯的申明顯示出來，以便和觀眾取得認同；如果素材是組織、擺布、虛構、想象的，或者是把一些真實的素材當作符號任意割裂、組合，來說明自己觀念的，則應屬于藝術語言的范疇，這樣結構而成的片子只能說是藝術片，而不是紀錄片。
文化品質：電視紀錄片:電視節(jié)目形態(tài)研究之六。
紀錄片電視文化的論文篇十
摘要：
隨著電視機大量普及，一種新的文化形式——電視文化已悄然形成，并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領域，電視文化在現代社會發(fā)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作為一種特殊的教育環(huán)境，電視文化對青年學生的影響也日益突出，對幼兒的影響尤為顯著。如何更好地認識電視文化的影響，確立正確的電視文化導向,為青年學生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糧,是教育作者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獨生子女日益增多，社會生活節(jié)奏加快的當今社會，電視已經代替父母與伙伴成了許多孩子的主要伴侶。電視的出現，早已困擾著我們的兒童教育，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均對此給予了高度重視，不斷地進行著各類調查研究。然而，各位專家得出的結論并不一致，尤其在電視作為教育媒介對于幼兒的影響方面，更是莫衷一是、爭論不休。
幼兒對電視具有某種特殊感情，其原因是與幼兒自身的認知特點、電視的特殊功能以及家庭因素分不開的。
(一)幼兒認知特點與注意傾向。
皮亞杰曾用大量令人信服的實驗材料證明了兒童的認知與成人有著質的不同，而且不同年齡階段兒童的認知結構也各具特點。幼兒心理發(fā)展具有認識活動的具體形象性、心理活動及行為的無意性、初具個性傾向等三個一般特點，但也存在幼兒初、中、晚各個時期的不同。其中“無意性”最為顯著，其各種心理活動都表現出無意注意、無意記憶、無意想像等典型特征。
發(fā)展心理學認為，引起幼兒無意注意的因素有三：客觀事物的特征(刺激強度、活動變化、新異性、生動性等)、刺激物與主體興趣愛好的關系以及主體的情緒與需要狀態(tài)。幼兒對于新穎的、鮮艷的、強烈的、活動的、多變的、具體形象的以及能夠引起他們興趣和需要的對象，才集中注意力，但又很容易受更加強烈的新異刺激物的影響而轉移。幼兒能自然而然、毫不費力地記住多次重復的信息和場景，同時對其進行一些簡單的復制和模仿。這種無意識心理活動基礎上的認知行為，是幼兒獲得知識和解決問題的主要方式。
(二)電視適應于幼兒的獨特“刺激”功能。
于存在著一個允許其同化的結構。”電視首先以娛樂傳遞者的身份掌握了幼兒的心理，避免了父母言教可能使其產生的某些抵觸情緒，成了幼兒樂于接受的、有意義的刺激信號來源。換言之，幼兒的認知結構很容易被電視提供的刺激信號所“同化”，因為電視節(jié)目保證了他樂于理解、容易理解的信息和場景。電視聲音、圖像、色彩、動作俱全，內容豐富多彩，通俗易懂，有很強的感染力和娛樂性，能使同一信息和場景反復呈現，這對注意力易分散、知識經驗不足、理解能力差尤其是還不識字的幼兒來說，極易引起他們的注意和興趣。
研究還指出，嬰幼兒兩三個月時會無意地掃一兩眼電視，稍大開始注意畫面，一歲左右看到有趣畫面會笑或手舞足蹈，一歲半會自己開電視，二歲時有了連續(xù)注意，二三歲時可以自己辨認熟悉或感興趣的事物，“由此形成了最初步的選擇能力”。電視作為教育媒介，對嬰幼兒語言學習、詞匯擴充及認識事物和社會角色方面有很大幫助，在移情訓練、親社會行為訓練方面的影響甚至超過了父母和老師。這進一步說明，電視對于幼兒具有特別的吸引力和作用。
(三)家庭因素促使幼兒與電視的結合。
國內有人曾對某鄉(xiāng)鎮(zhèn)中心幼兒園近500名幼兒進行了調查，結果是擁有電視機的家庭占98.5％，4-5歲幼兒每天看電視的時間平均為2－2.5小時，多數幼兒晚上及星期天的主要活動便是和家人一起看電視。就是說在嬰幼兒所接觸的家庭媒介中，電視成了最主要的?？陀^地說，現在父母或社會最擔心的還不是嬰幼兒對電視的偏好，而是其童年后期甚至整個青少年期對電視或其他媒體如電腦的沉溺。往往存在這樣的事實：在某些家庭中父母會為幼兒經常能“陪”他們看電視感到高興；又或者由于一些原因，有些父母有時只好拿電視充當看管孩子的“保姆”。生活在農村的人可能對此深有感觸。嬰幼兒從出生到走進幼兒園之前的三四年中，活動范圍僅限于“家”，自然無法避免與電視的高頻率接觸，除非不打開電視或沒有電視，而這在大多數情況下又是不可能的。條件略差的地方，一直到7歲左右上小學前，孩子都處于這種自然沉浸于電視中的狀態(tài)。
二、電視文化對幼兒發(fā)展有著雙重的影響。
（一）電視文化信息傳播的多渠道對幼兒能力的發(fā)展有積極的作用。
電視文化所容納的知識類型多樣、視野開闊、視角新穎，創(chuàng)造了一個現代文化活動方式，開闊了幼兒學習的文化環(huán)境，對幼兒身心發(fā)展起到“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良好效果。
其一，電視文化集納廣泛，對豐富幼兒的知識，經驗和技能有著直接的作用。電視具有百科全書式集納廣泛的特點，在形式上從文藝、娛樂、宣傳、教育、科技等無所不包，在內容上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無所不有。這樣就使得幼兒在觀看電視的過程中獲得了許多知識和經驗。
其二，有利于幼兒言語能力的發(fā)展。幼兒的言語是在后天社會環(huán)境中，通過言語實踐逐步發(fā)展起來的。語言交往實踐的多少，對幼兒言語的發(fā)展有很大作用。研究表明，從小受到較多言語刺激的幼兒，其言語發(fā)展也較快。電視文化的特殊聲音藝術，為幼兒提供了豐富的言語刺激，幼兒在這種良好的刺激中，能逐步掌握正確的.發(fā)音、發(fā)聲技巧和規(guī)范的語法，還能豐富作為語言“建筑材料”的詞匯。
其三，有利于幼兒的注意能力的發(fā)展。幼兒的注意通常是無意識注意占優(yōu)勢地位。鮮明、直觀、具體、形象、生動的刺激物以及刺激物突然的、顯著的變化，最易引起幼兒的無意注意，電視正具有引發(fā)幼兒無意注意的這些“元素”。因此，幼兒在觀看符合“口味”的電視節(jié)目時，能長時間集中自己的注意，這樣對提高注意的穩(wěn)定性有著積極的作用。另外，多種感官的共同參與也能促使幼兒注意的合理分配。
其四，有利于幼兒想象能力的發(fā)展。幼兒期是想象發(fā)展比較迅速的時期，而幼兒想象的產生往往是由外界刺激直接引起的，外界的刺激越豐富，就越有利于幼兒想象能力的發(fā)展。電視播放的動畫片、藝術表演、音樂欣賞、兒歌朗誦……為幼兒想象力的發(fā)展提供了豐富的刺激。另外，電視文化對幼兒感知能力、思維能力及審美能力等等的提高也有很大的幫助。
美國傳播學者威爾伯·施拉姆和威廉·波特說過：“所有電視都是教育的電視，唯一的差別是它在教什么。”由于電視文化的內涵十分豐富，在對幼兒發(fā)展發(fā)生積極作用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消極影響。
其一，電視文化的不可規(guī)定性，容易導致幼兒榜樣選擇的偏差，而使行為失范。幼兒的是非判別能力差，對電視呈現出的各種信息無法做出正確選擇，只是從自己的興趣出發(fā)加以接受，因而出現了一些錯誤的行為模仿?！吨袊逃龍蟆?993年1月20日“電視的憂慮”載，某幼兒園的一個男孩子強行抱住女孩接吻，在教師批評他時，卻振振有詞地申辯“電視里就這樣”。
其二，電視文化中一些低品味的節(jié)目對幼兒知識的掌握、審美的取向產生了誤導。近年來，一些電視片為迎合一些人的低級趣味，片面追求娛樂、新奇，傳播一些藝術性差、審美層次低、缺乏歷史真實性、違背科學規(guī)律的內容，影響了幼兒審美能力的發(fā)展和正確概念的形成。以致于3歲幼兒也開始學著某“歌星”的樣子，拿腔拿調，歷盡滄桑似的：“我拿青春賭明天……”。
其三，幼兒在電視機前的時間激增，容易導致心理障礙。幼兒過多地觀看電視，勢必會減少與同輩友伴和親子之間的交往時間，削弱了家庭生活中形成人格所需的成員之間相互聯(lián)系的密切程度，喪失較多的進行社會比較和社會適應的機會。人際直接交往的減少，造成幼兒社會心理的分離而變得孤癖、抑郁。
其四，電視文化中大量的“舶來品”，不利于幼兒民族自信心的確立?！柏埡屠鲜蟆薄ⅰ皺C器貓”、“米老鼠和唐老鴨”……等等一大批“兒童片”均來自外國。廣告片同樣不甘示弱，日本電器、巴黎時裝、美國可樂……過多的外來片，容易誘發(fā)幼兒媚外的心理，形成“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錯誤心理定勢，這便出現了幼兒的吃、穿、玩均以“外國貨”為榮的現象，以致于到了“只有開水是中國產”的危險地步。另外，過多地觀看電視對幼兒視覺，聽覺及人體其它各部分的正常發(fā)育都會造成不良影響。
三、加強對電視文化的規(guī)范，揚長避短促進幼兒的健康發(fā)展。
電視文化對幼兒的發(fā)展存在著各種有利或不利的影響，從幼兒身心健康的角度出發(fā)，作為家長與教師的我們應該正確的對待電視文化所帶來的問題，處理好電視與幼兒的關系，趨利避害利用電視文化的正面影響，避免負面影響以更好的促進幼兒的發(fā)展。要做到這些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增強“傳播者”的教育意識。電視節(jié)目的制作者要精心制作出有利于幼兒身心發(fā)展的優(yōu)秀節(jié)目，為幼兒發(fā)展提供豐富的、有價值的精神食糧。從幼兒的生活特點出發(fā)，科學地安排電視節(jié)目的播放時間和順序，保證幼兒能接受到積極的、有效的教育。
其次，父母要肩負起“守門者”的職責。
(一)注意控制幼兒的收視時間。
(二)為幼兒選擇好的電視節(jié)目。
(三)教育幼兒對電視中出現的事物不可以全部相信。
(四)將幼兒的注意力調離電視。
做到這一點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應用，下面簡單的介紹幾種：
1.陪伴幼兒收看電視。
2.多與孩子一起游戲。
3.教師要加強對孩子的教育與引導。
隨著人類向文明社會的不斷邁進，電視文化對幼兒的影響也將日益顯著。只有全社會都來關心幼兒，并共同肩負起教育幼兒的職責，使電視文化融知識的真、教育的善、娛樂的美于一體，才能保證幼兒身心健康全面、和諧地發(fā)展。
紀錄片電視文化的論文篇十一
其三，紀錄片要求自身有獨立的嚴謹的結構和個性化的風格樣式。紀錄片一般都有較長的篇幅，獨立成章，表現人文內容應有一定的結構力，有起始、發(fā)展、重點段落、某種結果等，創(chuàng)作者還要把握敘事的技巧，注意節(jié)奏和韻律，并根據不同的內容，不同的敘述方式，形成不同的風格樣式。比如《神鹿，我們的神鹿》、《龍脊》、《陰陽》等影片，就各自有不同的風格。
其四，紀錄片需要較大的精力和資金的投入，較長的創(chuàng)作周期和個性化的操作方式，因此，難以在日常播出的欄目化生產流水線上操作，事實上，現在各電視臺都是組織一支精粹隊伍，投入較大的資金，可以說是特殊形式的制片人操作模式，而且隨著電視節(jié)目市場化的進程，社會投資、個人投資、獨立制片人式的操作方式、市場化的運作方式，會成為紀錄片的主要生產方式。
世界市場對紀錄片的認同，也是更加人文化、個性化，更長的過程性，更大的時空容量的，所以紀錄片應不限日期，不限題材，適于獨立制片人的全身心投入。資金運作走市場，將是今后紀錄片創(chuàng)作的走向。
基本記錄方式。
撇開紛紜繁雜的表象，傳統(tǒng)紀錄片的記錄方式可以分為兩類，其一為介入其中的參與記錄；其二為作壁上觀的直接記錄。
紀錄片電視文化的論文篇十二
今年我給物理系大一新生上公選課，課程的題目是“電視色彩創(chuàng)作技巧”簡稱“電視色彩學”在上課之前我想了很多，在象以前那樣就課論課好象是不行了，這門課雖說是新課，但我以前給美術學院的學生講過“色彩學”，其本意實質是差不多的，都研究色彩的基本規(guī)律和色彩創(chuàng)造。所以我有一定的經驗，我的想法是把中國文化中的“老莊哲學”引進電視色彩學，這樣既新穎，又別致。讓學生聽起來還不累，在不忘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上學到知識，那怎么把它們聯(lián)系在一起哪?這是我下面該說的問題。
現在不流行穿越劇嗎?宮鎖心玉;步步驚心;韓片不也有個“來自星星的你”瘋迷華人嗎?這些片成全了像楊冪和金秀賢一樣的明星。那么我今天要講的課就是穿越課，把兩千多年前的老子、莊子思想融匯與貫通到色彩學里，讓這門課具有聽覺和視覺上的真實意義，改變以前的講課形式和方法。電視出現的時間比較短，在中國也就三十多年的事。電視色彩學是研究電視劇、電視電影、電視卡通片等等的學科，舞臺美術和導演;制片人通過影視劇里不同的環(huán)境變化研究其周圍的色彩變化的學科，讓他符合人們的心理暗示和情景交接的一門技巧。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是春秋末期的楚國人，在兩千多年前，老子看到社會道德敗壞，在這個世風敗壞，人心不古的年代，他辭官乘青牛西出函谷關，在官令尹喜的請求下著書《道德經》，這部巨作雖只有五千言，但卻是一部包羅萬象影響及其深遠的著作，是治國、齊家、修身、為學的神奇的寶典，蘇聯(lián)漢文學家李謝維系說“老子是國際性的”，美國學者蒲繞華肯定《老子》是“未來大同世界家喻戶曉的一部書”，紐約時報更是把他列為世界古今“十大名人”之首。就連司馬遷都說他：“著書辭稱微妙難識”這樣的稱譽曠古未有，影響之巨，可謂翻天覆地。它包羅萬象，自然和電視色彩學能聯(lián)系上。
我們想老子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里談到的“道”就是老子的《道德經》，自然就是大自然賦予給人的情感和力量。我們在來看電視它所播出的節(jié)目不就是以自然界所共有的或發(fā)生的事情為前提嗎，這不正符合“道法自然”這一說嗎，電視上的色彩不也是自然的嗎?這不也異曲同工了嗎?《道德經》開篇講“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名天地之始;無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已觀其妙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我們再來想想電視色彩學符不符合這句話的意思，道指“道家學說”，其實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總認為色彩是物質的一種屬性，認為天是藍色的，樹葉和小草是綠的，雪花是白色的，某個人穿的衣服是紅色的。這一觀點滿足了日常生活人們的許多實際需要，然而忽略了顏色是隨特定條件而改變的這一基本事實。有關物質顏色這一觀點，和認為太陽每天升起又落下的觀點一樣的，從根本上說這種認識是錯誤的，物質和光本身沒有顏色。我們常提色彩認為色彩是光的一種性質，牛頓在《光學》一書中曾正確的指出“的確恰當的表述，光線是沒有顏色的”。那么光和物體都沒有顏色，那么電視所表現出來的色彩肯定也是沒有顏色的，然而根據人們的日常需要我們又真真切切的看到了色彩，無論是新聞聯(lián)播;還是體育頻道;百家講壇;電視連續(xù)劇，動畫片等等都表現了色彩之間的關系，這是我們能看到的，這就完全和道家理念吻合了，電視色彩的真實是沒有的卻又讓人看到了，這不就是“道可道，非常道”的道理嗎?“道”是無的卻又能讓人感知“道”在天地萬物之間確實是存在的，在沒有人類的.時候便有了“道”它蘊含在宇宙之間，那名和道就是兩種說法，其實是同出一門的，是同一個意思。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天地有了，萬物就自然有了，這是有名的開始，“無名”就是“道”蘊含于萬物之間，它是萬物之母。那么萬物都有“道”，那么電視色彩是萬物的一種形態(tài)，自然也符合“道”了，故常無欲已觀其妙;常有欲已觀其妙徼。要經常在“無”中觀察“道”的奧妙，經常在“有”中體悟“道”的端倪，電視色彩是無的，但在無的基礎上去體味它有的奧妙，比如說老版“西游記”孫悟空大鬧天空一集，那天上的顏色絢麗多彩，在加上干冰形成的白色霧氣，形成了天宮富麗堂皇和神秘莫徹的氣氛，這不就是從“無”中去觀察到有嗎?然而電視上描寫天宮的色彩又是真正不存在的，這不就是從“有”中又去認識“無”嗎?最后一句“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這是說“道”是深遠之玄妙的，不是一般深遠的“玄”，是玄之又玄的，這不正體現了舞美的工作人員，把一個沒有的天上色彩變化，給人們展示出來了嗎?這不就是玄之又玄的嗎?其他的電視節(jié)目色彩上的變化也是同理，所以說電視色彩學是完全符合道家“玄學“思想和理念的。
綜上所述，我認為電視色彩的創(chuàng)造技巧一書在思想上和理念上完全符合“老莊”的哲學理念。
紀錄片電視文化的論文篇十三
云南民族農耕文化中的傳統(tǒng)倫理道德形成與他們所處的環(huán)境密不可分，是云南各民族在長期適應不同的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認識資源、獲取和利用資源的過程中形成的。哈尼梯田反映了哈尼人順應自然、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一種文化，協(xié)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發(fā)展;山地民族的輪歇耕作方式;景邁山上布朗人將茶樹當作自己生命;白族水崇拜等，在客觀上起到了保護環(huán)境，保護資源的作用等等。如今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保護環(huán)境的重要性，雖然農藥和化肥能使糧食增產，但它導致水源的污染，農產品的污染，導致?lián)p害人體健康。云南各民族在耕作過程中辛勤耕耘，使用農家肥，精耕細作，為保持農業(yè)生產的持久性，千方百計地保持土壤持續(xù)不斷的生產力上下功夫。這與其說是農業(yè)生產方式獨特，不如說是云南農耕文化中的傳統(tǒng)道德文化在現代農業(yè)中發(fā)揮了作用。盡管耕作方式差異甚大，但是就其農耕思想和生態(tài)適應性而言，在很多方面卻都包含了不以片面追求作物產量而損害種植前景的耕作方法，以及通過各種儀式活動敬畏自然，客觀上達到了對生產與生活環(huán)境保護的目的，云南各民族傳統(tǒng)農耕文化中包含著樸素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思想。
2.2勇于耕耘、務實和堅韌的大山精神。
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歷史證明：地理環(huán)境因素對人們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心理特征和道德規(guī)范，必然會造成一定的影響。云南省山地占全省國土面積的94%，少數民族中的絕大部分居住于山區(qū)和半山區(qū)，確實是一個大山里的世界，大山鍛造了人們堅韌、務實、不斷攀登的精神。無論是以山地農業(yè)為主的粗放農耕者，還是以水田農業(yè)為主的精耕細作者，在他們的農耕文化中，都具有為了自身民族的生存和發(fā)展，埋頭苦干，勇于耕耘的精神。例如梯田農耕利用山區(qū)山高谷深的切割地貌以及氣候、植被立體分布的特征，在山坡上修筑梯田，從山腳到山頂，依據不同的山勢修堤筑埂，坡緩地大則開大田，坡陡地小則墾小田，甚至溝邊坎下石縫處也開田，梯田大者有數畝，小者僅有簸箕大，往往一座山坡就有成千上萬畝，凡到過哈尼山寨的人，都會為哈尼人民的獨特創(chuàng)造而贊賞不已，顯示了各民族堅韌的.倔地精神。充分挖掘和提升云南各民族農耕文化所共有的勤勞勇敢，不懼艱險，刻苦努力的大山精神，提升各民族對自身和對整個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增強自信心，促進團結。
2.3提倡勤儉至上，適度消費的發(fā)展觀。
云南的農耕文化尊重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崇敬自然，對自然界從來不是毫無節(jié)制的索取，而總是出于一種敬意來感謝大自然，這種依賴于森林和自然的生存方式，使他們更懂得珍惜自然的重要意義。在許多民族的神話、傳說和詩歌中，都勸導人們要節(jié)用，不僅以習俗的形式，甚至以神靈的名義來約束人們的行為。不要貪婪，以免遭到自然的懲罰，體現了云南少數民族的適度消費的發(fā)展觀，勤勞、儉樸的品質，歷來被看做一種美德。在當今社會，食物的驚人浪費與匱乏并存，工業(yè)文明創(chuàng)造出大量的物質財富同時也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資源和能源，在面臨生態(tài)惡化、資源枯竭的威脅下，勤儉節(jié)約對于物質文明高度發(fā)展的今天仍然有著重要意義。云南民族農耕文化中倡導的勤儉至上，適度消費的發(fā)展觀，對我們正在建設“資源節(jié)約型和環(huán)境友好型社會”具有有益的啟示作用。
2.4生產生活中的互助互惠。
云南各民族在適應復雜的生態(tài)環(huán)境過程中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各具特性的文化，同時，各民族為彌補自己在生活用品、生產工具方面的缺失而互通有無，形成了相互離不開的民族關系，如云南西雙版納平壩地區(qū)，種植水稻的傣族經常將稻米托運上山，與山里居住的德昂族交換棉花、芝麻、茶葉等土特產及手工物品，農忙時節(jié)，山區(qū)德昂族下山到平壩地區(qū)幫助傣族耕種和收割水稻;一家有喜事，全寨子同賀，一家有困難，全寨子幫忙，德昂族結婚辦喜酒全寨子的人都來吃。云南民族節(jié)日活動反映了云南各民族崇尚平等、崇尚團結的價值取向。如哈尼族的長街宴、傣族的潑水節(jié)、彝族的跳菜等等現象都具有團結本民族、協(xié)調緩和人際間矛盾的功能。云南民族農耕文化中具有的這種互助互惠的倫理道德傳統(tǒng)，對于保證人們的誠信、促進社會穩(wěn)定和行為的和諧，其效果是十分明顯的，尤其是保障農業(yè)生產有序進行和促進民族地區(qū)的社會穩(wěn)定等方面，都具有積極的作用。
3小結。
對于云南各民族豐富的傳統(tǒng)農耕，我們應該給予高度重視，客觀、全面地進行科學的調查、總結和研究。云南民族農耕文化反映了各民族的人生態(tài)度、倫理道德、審美意象等，是云南各民族精神生活的寫照，體現了各民族勤勞、勇敢和智慧的精神特色，發(fā)展決不能忽視文化內涵和文化力的作用，保護、傳承和利用好云南民族農耕文化中的傳統(tǒng)倫理道德，在保護和改善生態(tài)環(huán)境、維系生物多樣性、傳承民族文化、保障食品安全等方面具有現實意義，和諧的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和優(yōu)秀的民族傳統(tǒng)道德文化都是實現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寶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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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電視文化的論文篇十四
10月，國家廣電總局發(fā)布了《關于加快紀錄片產業(yè)發(fā)展的若干意見》，意見中明確提出中央和省級國有影視機構每年要有規(guī)劃、有重點地推出一批有影響力的紀錄片精品，要擴大紀錄片的電視播出，對播出紀錄片的專業(yè)頻道、欄目予以政策支持和鼓勵，重點培育一批電視紀錄片制作經營主體等。一時間，媒體議論紛紛，許多中國紀錄片制作人情緒高漲。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與新聞學院副院長何蘇六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此次意見的出臺會擴大中國紀錄片的制播規(guī)模。這個意見是國家把紀錄片事業(yè)上升到戰(zhàn)略高度來對待的表現。
毫無疑問，紀錄片作為在國內發(fā)展歷經沉浮的片種，將如何憑借自身的力量發(fā)展壯大，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作出改進。
一、建立良好的國內紀錄片交易市場環(huán)境。
1.明確紀錄片的商品屬性，幫助紀錄片所有人建立人的權的法律用語，在經過人的許可之后，文學和藝術作品才可被其他人使用。
電視紀錄片要得到長足發(fā)展，也必須依托傳媒市場的成熟。傳媒市場和其他的商品市場是相似的，都由三大市場運行機制構成，紀錄片市場要擴大、發(fā)展和不斷完善，就必須對正確面對和完善這些機制。
（1）價格機制。只有根據市場的`需求，選擇符合市場口味的選題，并在市場可承受的價格范圍內制定預算，控制成本，才能使價格合理化，從而促進銷售的實施。
（2）供求機制。電視紀錄片的生產要根據市場的需求來進行選題和制作，市場需求某種題材，紀錄片生產商即生產這類題材來獲得利潤。當市場需求不足時，電視紀錄片制作方也可以通過一些方式刺激受眾的收看需求，引導受眾進行消費。
（3）競爭機制。紀錄片市場應當引進競爭機制，紀錄片的數量、質量、品牌的信譽度等都應該引入到競爭范圍內。在對紀錄片品牌的信譽度的競爭上，紀錄片生產商也應該像其他的產品生產商一樣，重視品牌的效力，樹立節(jié)目的品牌觀念對于深化細分市場、培養(yǎng)穩(wěn)定的收視群有重要的意義。
3.善于使用多元化的經營理念來銷售電視紀錄片。
多元化經營是美國電視運營商常用的經營模式，他們通過這種方式來對紀錄片進行二次銷售，以實現較大的投資回報率。具體來說，就是把紀錄片的素材進行拆分和重構，提煉或重組出各種產品模式來進行銷售。這樣一來，電視紀錄片的銷售包括了以下幾個部分：素材的銷售、整片的銷售、收視費、相關衍生商品的開發(fā)和銷售等。
二、針對國內消費者需求提升紀錄片的品質。
1.選擇受市場追捧的選題，必要時用市場調研的手段確定選題。
在拍攝紀錄片之前，電視制作公司聯(lián)合市場調研人員，研究確定選題是否符合消費群的口味，或者在網上進行民意調查，研究選題是否被大家關注。這樣一來，選題是否可實施，是否可以產生明顯的經濟效益，就很明確了。
2.提升畫面的精美度。
畫面的精美程度直接影響著紀錄片的整體品質，中國觀眾熟知的國際知名紀錄片《遷徙的鳥》《帝企鵝日記》都是畫面出眾的作品。
近年來中國的電視節(jié)目制作人也開始逐漸意識到畫面的影響力，緊隨世界潮流，《故宮》《敦煌》等紀錄片都是用光講究，構圖準確的作品，鏡頭畫面和解說詞的配合相得益彰，同時也能體現和升華情感，深得中國觀眾的喜愛。
自從上世紀90年代以后，高超的計算機技術開始在紀錄片的制作中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例如通過動畫模擬實現情景再現，為已經倒塌的建筑搭建三維模型等。這些輔助作用提升了紀錄片的整體素質。中國的電影紀錄片《圓明園》就是這樣重現當年皇家園林的輝煌盛況的。
3.電視紀錄片要有很強的情節(jié)性和故事性。
我國的影視產品的批量出口是伴隨著改革開放和國力強盛發(fā)展起來的，雖然目前許多的電視工作者已經意識到要搶占國外市場，但是苦于對國際標準、規(guī)則的研究太少，很多送出去的片子往往因為達不到購買要求而被退回來。例如，國際上習慣通過從影片的聲畫關系上來界定什么是紀錄片，那么很多被國內認為是紀錄片的東西在國際上都被認為是新聞節(jié)目——以解說詞為主導的，主要通過解說詞來“引導”觀眾的片子在國際上其實并不被算在紀錄片范疇內。因此，少用或者不用解說詞，學會單純的用畫面講故事很重要。用畫面講故事首先要求鏡頭畫面能傳遞必要的信息。其次是能通過對畫面的剪輯表現事件的過程。另外，國際上對于鏡頭畫面的質量也有很嚴格的要求，認為“視覺品位”可以衡量一個導演藝術水準的高低。我們拍攝出來的畫面要干凈明快，構圖嚴謹，光線考究，突出主題才可以達到國際上的標準。
與國外際知名媒體機構合作拍片可以在較短時間里提升我國紀錄片的水準，達到國際制片標準。早在1979年，中國就聯(lián)合日本合作拍攝了大型紀錄片《絲綢之路》，其揭開了與國外合作拍片的序幕。與國外電視制作機構合作拍片是學習先進制片理念和經驗的最直接的方式，通過合作可以清楚的了解他們的制片過程，深入的合作更有助于中國的節(jié)目制作人了解行業(yè)標準，感知專業(yè)差距，同時，與國際知名媒體機構加強交流與合作，也是提高中國紀錄片的海外銷售份額，促進電視紀錄片市場化發(fā)展的一條重要途徑。
近年來，我們許多成功的紀錄片，都是有國際合作的背景。央視和日本日本廣播協(xié)會共同合作拍攝紀錄片《新絲綢之路》，中視傳媒與英國bbc環(huán)球公司合作拍攝了系列紀錄片《美麗中國》。為向美國觀眾更好的介紹中國以及在中國舉辦的奧運會，中國五洲傳播中心和美國pbs公共電視網的共同策劃制作電視紀錄片《北京：你準備好了嗎？》，這些紀錄片都是國際合作的產物?！侗本耗銣蕚浜昧藛?？》這部片子由于和美國本土電視媒體合作，因此定位精準：美國pbs公共電視網深知美國觀眾對中國的了解程度是普遍較低的，因此這部紀錄片在策劃之初就被定位為“深入淺出”。在中美雙方的共同努力下，這部片子以一個美國人的視角來關注奧運的進程，針對外國人奧運期間在中國如何方便的旅游和生活做了一系列的介紹。這部電視紀錄片播出后深受美國觀眾的喜愛，同時也被其他國家例如埃塞俄比亞國家電視臺播放?！侗本耗銣蕚浜昧藛?？》由于國際合作的成功，既向美國觀眾介紹了中國，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又達到了良好的銷售目的，是典型的雙贏。
綜上所述，電視紀錄片要想有良好的市場化發(fā)展，必須建立良好的國內市場交易環(huán)境，提升自身的節(jié)目品質，加速對外合作交流，只有在此基礎上，紀錄片產業(yè)才能加快發(fā)展、快速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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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電視文化的論文篇十五
摘要:中華民族音樂作為中華民族藝術文化的瑰寶，對我國民族音樂教育模式、教學內容有著重要影響。傳承發(fā)展民族音樂文化，增強學生對民族音樂文化的實踐和了解有助于促進我國音樂教學模式和音樂結構構成的轉變，使得民族音樂文化在理論和實踐中得到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
關鍵詞:民族音樂；教育；實踐；創(chuàng)新；教育模式。
音樂文化既是最代表一個民族本質、心理特征和文化特征的文化現象，又是最能反映各個民族文化特質、情感特征，并且可以用直覺感受和交流的具有宏觀上相似的世界藝術文化現象。由于生活環(huán)境和歷史文化環(huán)境比如語言溝通方式、社會制度、生活方式、勞動方式、思維模式等的不同，中華民族音樂將社會思潮、社會現狀、人民勤勞勞動等文化以高超的音樂藝術方式展現給世界。中華民族音樂在人類發(fā)展的歷史進程中逐漸形成、也在隨著各族的生存環(huán)境的變化而緩慢地改變。不同民族文化的個性(即特殊性,包含各自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宗教信仰、藝術審美等)正是由于上述生存環(huán)境和文化環(huán)境的不同的具體反映。[1]中華民族音樂文化自身形成的藝術系統(tǒng)的獨特性是它保持自身個性，具有民族共同氣質的基礎。發(fā)展民族音樂文化，不僅僅能夠使得我國的民族音樂文化藝術得到完整保存，而且能使得民族音樂文化的精神得到更好的弘揚。民族音樂是我們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音樂教育體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民族音樂教育是國民音樂教育的核心內容，是全面素質教育得以實施的基礎內容之一，它對于培養(yǎng)學生的民族文化情感民族音樂文化審美觀念、民族意識和思想道德素質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時發(fā)展民族音樂文化對于促進我國音樂教學結構的調整、促進音樂實踐的開展、建立完善的民族音樂教育模式具有重要作用。
一、發(fā)展民族音樂文化，構建科學合理的教學模式。
我國基礎音樂教育現狀依然存在許多問題，例如專業(yè)化的民族音樂教育師資嚴重緊缺，并且我國民族音樂教育設備不完善；在音樂教學方法上，主要是以傳授音樂技能為主導思想，為應試教育服務。缺乏對學生的藝術審美能力、創(chuàng)造能力的培養(yǎng)，而且在音樂教學方向上依舊用傳統(tǒng)保守的方法對待東西方的民族音樂教學，缺乏對多元化民族音樂對比性學習的教學方法，因此造成了我國民族音樂教學模式的.死板化，無法在創(chuàng)新中適應時代的發(fā)展需求。因此要轉變傳統(tǒng)的舊的觀念，注重多元化的民族音樂文化學習，正確理解民族音樂課程的價值與目標,逐漸使我國民族音樂教育回歸藝術化、審美化的教學方向。教學模式在李秉德主編的《教學論》中被定義為:教學模式就是在一定的教學思想的指導下，圍繞著教學活動中的某一主題，形成相對穩(wěn)定的系統(tǒng)化和理論化的教學范例。[2]具體到我國的民族音樂教學中，就是圍繞我國的民族音樂教學活動以及民族音樂教學理論并兼顧到民族音樂的地域性特征，形成具有我國特色的多元化的適合學生心理發(fā)展和時代要求的系統(tǒng)化理論化的音樂教學模式。音樂教學模式是由音樂教學理論轉化而來的，是經過音樂教學實踐檢驗的，是在一定的條件下取得最佳效果的教學框架，具有較好的有效性和操作性。在民族音樂教學中，除了合理選擇運用一些常規(guī)的教學模式外，還必須在新課程理念的指導下構建新型的民族音樂教學模式，有利于民族音樂教育的普及與推廣。[3]發(fā)展民族音樂文化，促進民族音樂教育的完善和普及。對于建立我國民族音樂教育模式具有長遠意義。按照《新音樂課程標準》的要求，不斷加強基礎音樂教育中的民族音樂成分，完善中小學的音樂基礎教育設施，提高中小學基礎音樂的師資力量，制定科學的管理條例，強化教師科研意識，不斷把我國基礎音樂教育中的民族音樂實現規(guī)范化、科學化。是新時代中小學民族音樂教育發(fā)展的要求。
二、發(fā)展民族音樂文化，構建民族音樂教育體系。
民族音樂教育體系是我國全面素質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肩負著培養(yǎng)一批高素質綜合性社會建設人才的責任，發(fā)展民族音樂文化，促進民族音樂教育發(fā)展，在實現對人們的愛國情感、民族意志、創(chuàng)造能力的全面開發(fā)方面具有其他學科不可替代的功能。通過對我國民族音樂教育模式的改革，轉變我國民族音樂教育的技能型人才培養(yǎng)戰(zhàn)略，實現我國民族音樂教育以審美為目的的發(fā)展，加強基礎民族音樂教育的管理，促進和諧社會觀念在民族音樂教育中的融合，加大對民族音樂教育的經費投入，構建一支具有和諧社會建設思想的民族音樂師資隊伍，最終構建一個完善的具有和諧思想意義的校園民族音樂教育體系。為促進和諧社會建設、民主音樂文化體系發(fā)展做出貢獻。民族音樂文化對于一個民族上的社會建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據《學校藝術教育工作規(guī)程》的要求,要通過弘揚民族音樂文化,發(fā)展民族音樂教育，使學生了解我國優(yōu)秀的民族音樂文化傳統(tǒng)和外國的優(yōu)秀藝術成果,提高學生的文化藝術素養(yǎng),增強愛國主義精神;培養(yǎng)感受美、表現美、鑒賞美、創(chuàng)造美的能力,樹立正確的審美觀念,抵制不良文化的影響;陶冶情操,發(fā)展個性,啟迪智慧,激發(fā)創(chuàng)新意識和創(chuàng)造能力,促進學生全面發(fā)展。[4]通過發(fā)展民族音樂文化，改革民族音樂文化教育體制，調整民族音樂教育模式，促進學校民族音樂文化教育體系的構建和完善。
三、建立民族音樂教育模式，傳承發(fā)展民族音樂文化。
民族音樂文化的傳承發(fā)展需要學校建立長期有效的民族音樂教育模式。《新音樂課程標準》指出：“應將我國各民族優(yōu)秀的傳統(tǒng)音樂作為音樂課重要的教學內容，通過學習民族音樂，使學生了解和熱愛祖國的音樂文化，增強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情操。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和社會生活的變遷，反應近現代和當代中國社會生活的優(yōu)秀民族音樂作品，同樣應納入音樂課的教學中。”按照《新音樂課程標準》要求通過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音樂教育模式，不斷加強民族音樂教育實踐和創(chuàng)新，促進民族音樂教育體系的完善；修訂民族音樂教學計劃,整合民族音樂課程；逐步構建民族音樂教育教學評價制度體系，促進民族音樂教育體系的科學和完善等措施，建立科學的民族音樂教育模式，傳承和發(fā)展我國民族音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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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電視文化的論文篇十六
弗拉哈迪的另兩部比較出名的作品:《摩阿拿》講述波利尼西亞人的生活,《亞蘭島人》描繪愛爾蘭人的生活方式,它們都是紀錄了離現實生活比較遠的“遠古部落”的“異國情調”,這一方面源于盧梭的人本主義,他們信奉“最原始的及最少開化的人們是最快樂的,他們也是最不會墮落的一群”,他們認為包括藝術和科學在內的所謂文明,其實是將人類擁有的善良本質毀損殆盡,所以他們更愿意在紀錄片作品中展示異域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歌頌人類在依靠直覺和傳統(tǒng)中所學習的技巧來生存。[2]另一方面,當時大眾傳播還不發(fā)達,人們對外部世界知之甚少,以此類內容來組織影片,比較容易激起觀眾的興趣,獲得較好的收視率。
這是對紀錄電影產生初期的題材選擇的簡要分析,但是當紀錄片遭遇電視而發(fā)展至欄目化,紀錄片的題材選擇也在發(fā)生著變化。
當人們習慣了在《沙與海》中《流浪北京》,厭倦了在《天安門》前尋找《彼岸》,忽然有一天眼前一亮:咦?鄰居大媽怎么出現在了電視上?于是,這種講述現實生活中家長里短的瑣碎小事的節(jié)目一下子吸引了人們的眼球,而以收視率為支撐杠桿的欄目紀錄片不得不迅速改弦更張,將目光從“天涯海角轉到家門口”。
紀錄片的極大成功出現在90年代初,當時社會正處于轉型階段。80年代中期以前,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讓人與人之間變得沒有差別,人們只需要了解鄰居就可以了解到整個國家。而到了90年代后期,人們已經開始體會到社會轉型的種種陣痛。中央電視臺原紀錄片編導劉春認為,90年代初期的紀錄片之所以會取得成功,在于“購房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走向商品化的;醫(yī)療保險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讓大家不再有醫(yī)療報銷;種種福利制度都是在那個時候表現曖昧性質的轉移,開始從計劃走向市場。[3]這種人心里的普遍倉皇,引起了個人心里的悲傷。在倉皇和悲傷之中,人們前所未有地關注自己的日子”。所以這段時期的紀錄片更像是觀眾心理的一面鏡子:從他人的生活中折射出自己的狀態(tài)。這個時期的“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類型的紀錄片正好迎合了老百姓的這種心理狀態(tài)。
此外,電視這種傳播媒介為受眾提供了一個相對私人化的媒介環(huán)境,在這種媒介環(huán)境中,觀眾更容易接受那些大眾化的、與自己生活密切相關的內容,而傳統(tǒng)的那種具有很高的文化品格的紀錄片在電影院里收看會更加合適。
所以欄目紀錄片創(chuàng)造者紛紛收起長線,把眼光放在自己身邊的普通百姓身上,從這些小人物身上挖掘出有價值的東西,再經媒體拋光、放大,在受眾群中形成一定的影響。這是電視紀錄片欄目化以后在題材選擇上的主要取向。
二、“烹制快餐”--由故事轉向情節(jié)。
欄目紀錄片都有一定的時間限制,不能像欄目外的紀錄片那樣為了表現真實而把整個故事過程原原本本地展示出來,尤其是短時長的欄目紀錄片營銷的就是“情節(jié)”,而不是“故事”,它要求在相對短的時間內讓觀眾獲得最多、最直接的信息,并盡可能在第一時間內就吸引住觀眾眼球?！叭藗儾皇菓阎芯康哪康目措娨暤?。他們是在同家人,同朋友一邊聊天或一邊用早餐時收看電視的”。所以電視的觀賞方式是那種追求消遣娛樂的軟化和放松的單純游戲過程。那種單調的長鏡頭只能被觀眾的遙控器無情地斃掉。好萊塢的商業(yè)制作技巧開始被中國紀錄片編導們不約而同地采用:矛盾的展開、線索的纏繞、不懈的追查、謎底的揭曉,解說詞迅速進入、主持人頻頻出鏡,可能是一個并不怎么迂回曲折的故事,但在情節(jié)的安排上一定要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欄目紀錄片的敘事節(jié)奏不能過于緩慢。長鏡頭在欄目紀錄片里備受冷落,一是由于欄目時間長度的限制,長鏡頭雖然記錄了生活的原生態(tài)過程,但往往太過拖沓,不利于故事的敘述;二是因為長鏡頭容易讓觀眾產生倦怠感和視覺疲勞。欄目紀錄片創(chuàng)作者的制作要求逐漸傾向于“事件必有懸念,而且懸念必須是一個接著一個”。節(jié)奏不僅是快慢的問題,而且是與紀錄片編導生計緊密相連的商業(yè)性問題。
三、“大眾口味”--由深刻轉向普遍。
電視欄目紀錄片的立場首先是迎合大眾,這與傳統(tǒng)紀錄片的精英文化視角有很大不同。
我們說電視欄目紀錄片有三個關鍵詞:(一)電視;(二)欄目;(三)紀錄片。
電視傳播是一種大眾傳播,它的信息可以擴展到整個社會中去,同時,作為一種大眾傳播媒介,電視與其他媒介相比有一個巨大優(yōu)勢:即聲畫信息的直觀傳播。這使得電視迅速贏得了受眾的喜愛,而且電視對受眾的要求不高,所以電視具有很強的普遍性。但同時,由于電視具有轉瞬即逝、不易保存的特點,電視不適合傳達深度信息,大多數情況下,人們打開電視只是為了消遣和娛樂--看看情景喜劇、肥皂劇、戲劇、音樂電視、電影、體育報道、智力競賽節(jié)目等,目的是要獲得身心放松、心理逃避、享受、愉悅、消遣或諸如此類情趣。[4]所以電視的娛樂本性正力圖滲透到所有的電視節(jié)目領域,電視節(jié)目的深刻性逐漸降低,轉而越來越注重大多數人的收視需求。
欄目化則更注重紀錄片對大眾的效果以及商業(yè)影響,追求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相統(tǒng)一。所以在欄目紀錄片的創(chuàng)作觀念上,更傾向于創(chuàng)作一些為多數受眾所喜愛的大眾化的片子,叫好又叫座;在題材選擇上從遠古部落、異域文化逐漸轉移到現實生活中的點滴小事、平凡人物;在敘事方式上著重于“講述一個好故事”,滿足人們聽故事的欲望,而不是電影鏡頭語言的盡情展現;在主題定位上更傾向于通過表現平凡生活中的小人物來映射時代的變遷,人們物質生活和精神面貌的變化。紀錄片似乎一下子從天涯海角回到了家門口,人們逐漸從紀錄片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缺少了一些深度,卻增添了一些親切。
而欄目所固有的拍攝周期,也使得一些紀錄片達不到該有的深度,那些獲獎的優(yōu)秀紀錄片一般拍攝時間都比較長。有些紀錄片甚至拍攝幾年、十幾年,這些紀錄片的.深度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它們的拍攝時間。而欄目紀錄片創(chuàng)作者缺乏這樣的自由駕馭時間的權利。
中央電視臺的孫玉勝說:“檢驗欄目紀錄片的好壞,應該還給大眾,而不是創(chuàng)作者自己架設的神壇,把紀錄片變成觀眾看的平淡無奇,而創(chuàng)作者卻能從中進行哲學思考的玄學?！?/p>
追求大眾口味,滿足大眾需求是欄目紀錄片的必然發(fā)展趨向。
四、“委曲求全”--由個性化轉向標準化。
傳統(tǒng)紀錄片充斥著個人化的風格和意義表達,傳遞創(chuàng)作者個性的思考和觀察方式,是創(chuàng)作者個性的抒發(fā),敘事結構一般是開放式結構,事件結局和結論不是由作者給定,而是由觀眾根據作品所提供的事實自行判斷、推理、想象。就像任遠所說的那樣:“紀錄片應當省去的是結論,留下的是思考?！笨稍陔娨暜a品極大豐富、過剩的時代,人們的審美感知逐漸麻木,他們逐漸放棄必要的積極思考和主動參與,為此,很多娛樂節(jié)目日趨熱鬧、刺激、搞笑,很多新聞節(jié)目也呈現出信息量大、節(jié)奏快的特點。這種傳播環(huán)境,使得大量的欄目紀錄片轉向了封閉性的敘事結構。因為人們在收看電視欄目紀錄片時,更傾向于在十幾分鐘或幾十分鐘內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時間、地點、原因、經過和結果,而不是還要浪費腦筋來猜、猜、猜,所以很多欄目紀錄片采用封閉式結構敘述故事,將事件結局、結論直接表述出來。任何創(chuàng)作者的個性只能向欄目統(tǒng)一的標準看齊,受眾并不想在片子中觀看你的個性。
另外,欄目化運作容易培養(yǎng)一批固定受眾,對于這些固定受眾來講,他們已經接受并習慣了欄目統(tǒng)一的風格樣式,如果創(chuàng)作者一味地要抒發(fā)自己的個性,而破壞了整個欄目的和諧性,就很容易使受眾流失。所以,在紀錄片遭遇大眾傳媒、被商業(yè)化再造之后,不得不委曲求全,做出讓步,犧牲自己的個性而成全欄目整體的標準與和諧。
綜上,電視欄目紀錄片首先是一個電視欄目而不是純粹意義上的紀錄片,它采用紀錄片的創(chuàng)作方式,主要運用客觀紀錄的手法完成對受眾的傳播,它與傳統(tǒng)紀錄片的不同之處在于,電視欄目紀錄片雖然力圖呈現生活的原汁原味,但是它不是自然主義的奉行者,而是具有明確傳播意圖的勸服引導性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紀錄片為符合電視欄目傳播特性,不得不對自身進行由內到外的改革,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贏得受眾青睞,完成傳播過程,實現傳播效果,收獲商業(y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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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電視文化的論文篇十七
桑植地處湖南湘西省西北部武陵山脈腹地,是一個以土家族、白族、苗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聚居縣。生活在這里的少數民族人民是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各民族的文化在這里既各自獨立地發(fā)展,又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形成了這一地區(qū)保留至今的多元化的文化氛圍,從而孕育和產生了多種多樣的民族民間舞蹈形式。其中,桑植花燈就是各民族人民最受歡迎的傳統(tǒng)歌舞藝術。本文就桑植花燈的審美特征談點初淺看法。
一、概述。
桑植花燈,一般指以湖南省桑植縣為代表的,廣泛流傳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張家界一帶的一種民間歌舞藝術。它是當地人民在自己的生產、生活過程中,為了抒發(fā)自己的思想感情,結合民間舞蹈而產生的一種具有地方特色的歌舞藝術。經過歷代藝人對桑植花燈不斷地豐富和發(fā)展,桑植花燈已經能夠多方面反映人民的生產、生活和思想感情,藝術體系日趨完善,藝術表現手法日趨成熟,具有了獨特的藝術風格和藝術魅力。千百年以來,桑植花燈在當地的人民群眾中,代代相傳,流傳至今。現在,在湘西這塊美麗富饒的土地上,桑植花燈依然是新春節(jié)日里廣大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重要的文化生活形式。
桑植花燈大部分劇目質樸健康,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如反映生產勞動的劇目《茶山歌》中唱到:“遠看茶山一片青,近看茶山綠茵茵……摘茶山歌嶺連嶺,四面八方鬧騰騰?！彼粌H唱出了勞動的艱辛,也唱出了豐收的喜悅。又如描寫封建社會中愛情的劇目《五想奴的苦》訴說到:“一想奴的娘,不該把奴養(yǎng),把我送去當童養(yǎng)媳,我越想越心傷?！逑肱母?我倆情意合,兩人商量逃出去,美滿婚姻多快活?！边@些生動而又樸實的語言,表達了青年男女對封建婚姻的強烈反抗,對自由婚姻的迫切追求。再如反映封建社會尖銳的階級矛盾的.劇目《壯丁苦》:“正月是新春,爹娘把兒生,生下孩兒是苦命,長大要當兵……長到十六七,積勞也成疾,保長甲長帶狗腿,闖進我家里。繩索把我捆,解到壯丁營,風餐露宿受鞭打,背井離鄉(xiāng)淚淋淋?！痹谶@首唱詞里,可以看出勞動人民所遭受的殘酷迫害,同時也反映了對統(tǒng)治階級的強烈不滿和憎恨。新中國建立以后,桑植花燈在黨的“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指引下,當地的藝人們以飽滿的熱情,利用豐富多彩的花燈舞蹈(下轉第167頁)語匯,創(chuàng)作了許多歌頌黨、歌頌社會主義、歌頌新生活的花燈節(jié)目,如《四季花兒開》、《田間樂》、《慶豐收》等。
根據桑植縣出土文物上記載的花燈套路,桑植花燈在唐末五代就達到了極高的程度。到清朝乾隆、嘉慶年間,鳳凰縣水田就建立了兔平茶燈會(即花燈會)。從此,優(yōu)秀的花燈藝人層出不窮,大大地加速了桑植花燈藝術的發(fā)展,極大地豐富了桑植花燈這一民間奇葩的內涵,使它真正成為民間舞蹈的精華。下面,我將對桑植花燈的審美特征試做一深入細致的分析與研究。
1、桑植花燈的舞蹈動作豐富多彩。
花燈的舞蹈動作豐富多彩,有“六六三百六,拌形似于猴,回生有奇葩,跳燈不用愁”之說,不論天上飛的,水里游的,地上走的,土里長的都可以表現出來,單憑一雙手,即可刻劃出日、月、風、云、夜、雷、雨、雪、山、花、魚、浪、草、木、鳥、蟲、來、去、開、關、轉等。通過手眼身步相邊,所表現出來的每一個舞蹈形象,均給人們以美的享受。如“雪花蓋頂”、“美女梳頭”、“嫦娥奔月”、“燕子含泥”、“鴛鴦游池”、“兔子望月”、“鯉魚跳龍門”、“牛趕碾”、“猴子吃奶”、“觀音坐蓮”等200余種動作,稱為“套子”,通過多層次的組合后,使其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舞蹈小品,拆散則可以填到其他舞蹈中去。而貫穿“套子”的地位變換路線圖,又稱為“圈子”,對“套子”和“圈子”相互關系,概括為“套子走圈子,圈子繞套子,圈套結合通路子,圈套不合亂套子”四句話。說明了什么“圈子”只能做什么“套子”;反之,什么“套子”就得走什么“圈子”,否則會亂套子?；敉窃谝粡堊雷由媳硌?若兩人圈套不合就不會協(xié)調,甚至相撞,無法表演。圈子要圓、套子要連,成為花燈的特有規(guī)律。常用的圈子有:“一把弓”、“半邊月”、“內荷花”、“扣蓮花”、“箱子環(huán)”、“紗帕子”、“扭麻花”、“扯四方”、“環(huán)圓圈”、“過堂圈”、“斜縱圈”等等?；舨椒ヒ哺挥谧儞Q。有猴步、鴨步、梭步、踢步、輾步、鋪步、云步、歪八步、風擺柳、探步、蹬山步等等。
2、桑植花燈的音樂優(yōu)美動聽。
花燈音樂總的來說旋律明快流暢,節(jié)奏跳躍活潑,結構嚴謹規(guī)整,有濃郁地方味的生活氣息,花燈曲調非常豐富,基本上都是專調專曲,花燈音樂與花燈舞配合緊密,由于表演形式和場地的要求,花燈音樂在旋律和節(jié)奏方面也必須有相應的特點,加地方方言襯詞,故在旋律中大量運用襯腔,充實豐富了曲調的表現力。又增加了生活氣息,突出了地方風味。樂隊伴奏,早期師“一套鑼鼓一把琴”,由師徒共兼的六人小樂隊,一套鑼鼓里:堂鼓、土鑼、勾鑼、頭缽、二缽等五件擊樂,一把琴是指一把獅子吐弦的大筒,后來又逐漸增加了笛子、嗩吶、二胡等。主題鮮明的節(jié)奏和強烈的音響效果,來配合舞臺表演,渲染氣氛,刻畫人物情緒的變化?；舻囊魳诽卣骺梢詺w納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花燈音樂的曲調非常豐富,基本上都是專調專曲,一曲填多詞的現象幾乎沒有;其次是強調多樣,宮、商、角、徵、羽諸調式都有,雖然單一調式數量最多,但也有交替調式,如角羽交替、羽商交替以及徵商調式、宮商調式等,絕大部分屬于五聲音階;再次是花燈音樂與花燈舞蹈配合緊密,由于表演形式和場地的要求,使得花燈音樂在旋律和節(jié)奏方面也必須有相應的特點,如旋律多位級進,漸進較少。尤其是五度以上的大跳就更不多見了,整個曲調顯得小巧細膩、明快流暢。再如節(jié)奏方面,時值較短的音符用的很多,時值長的音符則用的很少。這適合動態(tài)不大,動率較快的舞蹈動作,以表現歡快跳躍,風趣活潑的情緒;再次是大量的運用襯腔,既豐富了曲調的表現力,又增加了生活氣息,突出地方風味。最后一點是打擊樂的鑼鼓點子十分豐富。這是因為在表演花燈時,演唱部分舞蹈并不強,每唱完一段則由鑼鼓伴奏表演花燈舞蹈,變化多端的舞蹈部分是促使鑼鼓點子豐富多樣的主要原因。最初花燈的主要伴奏樂器也只是打擊樂,后來才逐步增加竹笛、嗩吶、胡琴等吹管、絲弦樂器。
3、桑植花燈講究“三節(jié)”、“六合”的運用。
桑植花燈具有載歌載舞,風趣活潑的藝術特點。在表演中要依據歌唱的內容,通過手眼身法步刻化人物的形象,性格和感情。要求演員在表演中講究“三節(jié)”“六合”的運用。
所謂“三節(jié)”、“六合”,拿手臂來說:手是“稍節(jié)”,肘是“中節(jié)”,肩是“根節(jié)”。腿來講:腳是“稍節(jié)”,膝是“中節(jié)”,胯是“根節(jié)”。就整個身體來講:頭是“稍節(jié)”,腰是“中節(jié)”,腳是“根節(jié)”?！傲稀?有內三合,外三合。外三合就是稍、中、根節(jié),內三合,即是每做一個動作都要做到稍節(jié)起,中節(jié)隨,根節(jié)追。內三合就是說:演員在表演時要做到精、氣、神?！熬本褪且輪T在表演時,把人物的精神氣質表現出來;“氣”就是要呼吸自然,表演自如;“神”就是演員表演時注意力集中?！皟热稀焙汀巴馊稀钡慕Y合,也就是內在的感情與外在的動作,以及面部表情很好的結合,才能使自己塑造的角色,達到“栩栩如生”的藝術效果。
同時在表演中要做到:“氣沉丹田,頭頂虛空,全憑腰轉,兩肩輕松”。“氣沉丹田”是要演員在表演時心平氣和,呼吸自如,并要清氣上升,濁氣下降,緊收腹部,氣存丹田,這樣才能定好“樁”。“頭頂虛空”是演員排除一切私心雜念,集中思想,完全進入角色?！叭珣{腰轉”是告訴演員要善于用腰,要懂得用腰的方法?！皟杉巛p松”就是要演員兩膀靈活自如。另外就是演員的面部表情要靈活運用,如眼睛在表演時有笑眼、媚眼、呆眼、恨眼、冷眼、定眼、留情眼、回憶眼等多種。鼻子可以做出皺鼻、哄鼻等。嘴也有歪嘴、斜嘴、啄嘴、逗嘴等。這些都是表演藝術必須遵循的規(guī)律。
綜上所述,桑植花燈是豐富多彩的一種民間藝術,形式短小精悍,舞蹈動作風趣活潑,曲調優(yōu)美流暢,鄉(xiāng)土氣息濃郁,隨著社會的演變,歷代藝人不斷豐富和發(fā)展,使它逐步形成了較完整,具有獨特風格的一種藝術形式,并能多方面反映人民的生產、生活和思想感情,在人民群眾中扎下根,世代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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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電視文化的論文篇十八
摘要：原始玉器工藝發(fā)展到夏代，開始出現鑲嵌、勾徹、淺浮雕和圓雕等琢玉技術，這就使得夏代玉器的造型和紋飾走向程式化和復雜化成為可能。幾何直方的規(guī)整形狀，出齒、安柄的細部造型，還有線面結合的構圖，乃至淺浮雕式的立體紋飾，均強化了夏代玉器的藝術形式和審美意蘊，形成了勻稱規(guī)整、多樣統(tǒng)一、象征表意和凝重神秘的藝術風格，從而有效地實現了中國玉器主體審美觀念從新石器時代“飾玉”向商周“禮玉”的過渡。
關鍵詞：夏代玉器；線刻；浮雕；象征表意；凝重神秘。
根據《史記》、《竹書紀年》等文獻資料的記載和碳十四技術的年代測定，夏代作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其年代可基本框定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囊括了龍山文化晚期至二里頭文化四期的中國早期文明。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為中心，并波及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夏縣東下馮，內蒙古的夏家店，山東的岳石地區(qū)，陜西神木石峁遺址，以及內蒙古亦峰夏家店遺址的夏代文明，出土了豐富的石器、陶器、玉器、青銅器、骨蚌器、木漆器等原始器物，其中尤其是玉器，以其獨特的玉料、精湛的工藝、多樣的造型、別樣的紋飾以及極富時代特征的藝術審美風格，充分展現了夏代先民的形式感、想象力和社會風尚，這些無疑構成了夏代玉器的基本審美特征。
一玉料和工藝特征。
與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為代表的北方玉器玉料以及良渚文化為代表的南方玉器玉料相比，夏代玉器所用玉料無論在外在色澤還是內在質地上，都表現出中原玉料獨特的審美風貌。據考證，“古代中原地區(qū)用玉多為軟玉，其結構一般為交織的纖維顯微結構的閃透石－陽起石系列礦物集合體。玉的質料致密堅硬，外表又顯示出柔潤，體胎半透明而又具有光澤”[1]。夏代文化的典型代表——二里頭遺址所出土的玉器就鮮明地體現了中原軟玉的審美特征。二里頭玉器玉料的來源有新密的“密玉”，屬白玉；南陽獨山的“獨玉”，屬青玉；還有淅川的綠松石等。因而制成的玉器有的呈乳白色，如二里頭遺址四號坑出土的玉柄形器；有的呈淡青色、嫩綠色以及灰褐色等，如二里頭遺址三號坑出土的綠色夾白斑的玉戈。這種五彩斑斕的玉料色澤正好滿足了夏代先民多種玉器品種的制造。同時，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夏代，基本處于黃土高原地區(qū)，玉石作為山地的精英，自然有別于隨手摶來的一捧泥土，故而成為某種神秘靈物的表象，承擔著原始禮制統(tǒng)治的功能。夏代玉器也正是首先憑借這一玉料的外在特征和內在質地而一躍成為國家重器，承載著禮儀的功能，成為專制社會的代言。因此，夏代玉料以其純美的色澤、溫潤的質地，以及神秘靈物的表象，體現了愉悅的藝術審美形式和神秘的宗教禮儀內涵的融合。
極具中原地方特色的二里頭玉料同時也促進了夏代琢玉工藝的審美化進程。夏代玉器的制作工藝，由于青銅工具的引入，在新石器時代玉器打磨、刻紋、鏤空、拋光的基礎上，開始向著更加精細的方向發(fā)展，這主要表現在鑲嵌、勾徹、淺浮雕、圓雕等工藝及其所形成的審美效果上。
雖然鑲嵌工藝在新石器時代早已出現，如紅山文化女神塑像中的嵌陶工藝，使得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顯得自然、古樸。但真正能體現鑲嵌工藝的高難度的嵌玉和嵌銅技術卻是從夏代才開始的。如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鑲嵌綠松石片圓銅器、銅牌飾以及綠松石片、云母片鑲嵌漆器等鑲嵌工藝不但均屬首創(chuàng)，而且制作精良，尤其是鑲嵌綠松石銅牌飾，其凸面為二三百塊不同形狀的綠松石片粘嵌成饕餮形獸面紋，極具形式美感，且營造出莊嚴神秘的氛圍。與女神塑像的眼珠相比，它不僅在鑲嵌物的數量上體現出優(yōu)勢，而且還開始講究鑲嵌中紋飾的構圖。這不僅是夏代先民對不同質料器物駕馭能力的體現，也是他們對裝飾的形式構圖的審美追求，故而代表了夏代鑲嵌工藝的最高水平，開啟了后代青銅器鑲嵌綠松石工藝的先河。
勾徹法的運用，主要體現為夏代玉器上的陰陽線刻紋。至二里頭文化三期，夏代已出現被稱作“砣子”的青銅質料的圓形琢玉工具，它一方面可以在玉器表面刻畫出條條細陰線，另一方面在陰線溝槽的一個立面，向外擴展，形成較寬的斜坡面，形成陽刻凸紋。這種陰凹線和陽凸線的形成過程即玉器制作工藝中的勾徹法。夏代玉圭上精致的琢刻菱形雷紋帶花紋以及玉柄形飾表面復雜的獸面紋、花瓣紋等紋樣圖案即為其見證，豐富了紋樣的形式，且其精致性有效地提升了玉器的審美品格。
淺浮雕與圓雕工藝在夏代玉器的琢制中一般是搭配使用的。淺浮雕是在陰線刻紋的基礎上凸出陽紋而使其具有立體的表現效果，一般用于紋飾的構圖；而圓雕則多是為造型美觀而使用的雕刻技巧，是整體形象的立體雕刻。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即可構成玉器紋飾和造型相搭配的整體審美藝術風格，如夏代玉柄形飾的制作工藝雖然綜合了研磨削切、勾線陰刻、陽刻浮雕、鉆孔、拋光等琢磨工藝，但最能體現其藝術風格的卻只是兩種：在柄形飾的四面用淺浮雕琢出繁復的紋飾，粗節(jié)用單線或雙線雕成獸面紋，中節(jié)及頂部琢成花瓣紋，細節(jié)則有二至三周陽刻凸線紋；在柄形飾的四楞用圓雕技術琢出立體的造型，玉柄的四楞處為鼻梁，兩側為半張獸面，相鄰柄面結合為一張完整的獸面。這樣，淺浮雕與圓雕工藝形成了多樣的紋飾圖案和獨特的立體三維造型，使得整個玉柄形飾柄面上的勾線饕餮花紋中點與直線結合得自然、流暢、舒展，造型和紋飾搭配得圓潤、細膩，相得益彰。
總之，夏代先民在玉器制作工具和制作方法上的提高，尤其是雙線浮雕紋樣和獸面銅牌飾上的綠松石鑲嵌工藝，有效地促成了夏代先民審美理想的物化，使他們的審美意識得到了較充分的展現。具體到玉器紋飾的雕琢過程而言，大致經歷了由“勾徹法”向“浮雕法”演變，由平面線條向立體浮雕演變的過程。其實這正好體現了夏代紋飾雕琢工藝的審美特征，它一方面體現了夏代玉器雕琢工藝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充分地表達了夏代先民日益細膩的內心情感和審美理想。
二造型與紋飾特征。
極富中原特色的軟玉材料和琢玉工藝，使夏代玉器的器形形成了鮮明的時代特征。新石器時代玉器的許多造型都還是模仿當時某些動物、植物、人物等現成實物而成形的，如紅山文化玉龍、崧澤文化魚鳥形玉璜等。到了夏代，玉器的創(chuàng)造則基本上走出了對自然物象的直觀模仿，更多的是依據人們生活的審美風尚而進行其造型及細部處理的。夏代玉器在造型上趨于程式化，器形大而薄，以幾何直方形為主，流行在玉器邊緣裝齒扉或安柄，并鑲嵌異物，形成了自己的審美特征。
據后代史書記載，夏王朝是在戰(zhàn)爭基礎上形成的，這也可以從出土的夏代玉器的器形得到驗證。夏代玉器造型表現為:少祥和平靜的模仿性裝飾玉器，而多抽象的直方形兵器。玉鉞為長方形或近圓形，玉圭為平首形，玉刀為長條梯形，尤其是多孔玉刀較以前更薄，更為長大、平滑。這些造型肖似兵器，至少與當時的“尚兵”習俗聯(lián)系緊密，社會化的審美創(chuàng)造體現了其滿足自身功能需要的理性化和觀念化。夏代玉器的形制在繼承傳統(tǒng)的基礎上開拓創(chuàng)新，一方面體現了人們對自然的直覺體驗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們對社會的抽象想象能力。除此之外，夏代玉器形制還有出齒，即在玉器兩側雕出繁復的齒扉，如玉璋滋乳而成的牙璋，其扉棱顯得華美異常。程式化的造型使得玉器在既有質料美的基礎上充分流露了夏代先民的審美理想和審美情感，體現了先民的理性創(chuàng)造精神和感性生活情趣。
夏代玉器的審美發(fā)展主要體現在紋飾上。由于玉材的創(chuàng)新以及幾何直方形的平面化造型，尤其是青銅輪工具的引進和勾徹、浮雕、圓雕等工藝的運用，使夏代玉器的刻飾紋飾向多樣化、復雜化方向發(fā)展成為可能，其獨特的審美價值也獲得了新的突破。
夏代玉器大多局部飾以平行或交叉的陰刻細線，并以此構成簡略而精煉的紋飾構圖。夏代玉器紋飾主要有直線紋、斜格紋、云雷紋和獸面紋，僅有少量的動物紋和植物紋。其中云雷紋見于玉圭，獸面紋見于獸面紋柄形飾、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而直線紋、斜格紋見于玉刀、玉戈、玉圭等，這些簡約的刻紋裝飾，實際上是夏代先民承載和表達其觀念和信仰的痕跡，不同的紋樣和構圖，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審美心理。
細勁的直線紋、斜格紋是夏代玉器中最常見的裝飾紋樣，以平行的陰刻細線為其典型特征。斜格紋是由直線紋成組交叉刻成菱形狀，整體上使圖案更加緊密，強化了渲染的效果。如多孔玉刀兩端，以及玉牙璋的內與援相接處就有成組的陰刻直線，線形細勁有力，深而直，使得玉器形象的美觀化和禮儀性均得到了強化。
云雷紋在各種紋飾中尤為突出，用柔和的回旋線條組成的是云紋，有方折角的回旋線條是雷紋，二者配合，形成一種磅礴的氣勢和神秘的審美效果。該紋飾多飾于玉器兩端的穿孔之間，兩邊再飾以陰線刻紋將其框住。如二里頭遺址三區(qū)二號墓出土的玉圭，其二圓穿間有以細陰線刻劃的菱形四方連續(xù)式云雷紋，琢刻精致，立體感強。夏代的玉圭一般用于社祭，禮云神。因土地需山川之氣而致時雨，云行雷響方能有雨，故可是云雷紋以象征之。盡管要借助于“神物”，但其控制自然，駕馭天地的樸素人本意識和人的主體精神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顯現。再如七孔玉刀，其近兩端處也常琢豎直陰線紋與菱形云雷紋，風云雷電聽其號令。
獸面紋為橄欖形眼眶，圓眼珠，寬鼻翼，闊口，這在龍山文化石錛上可找到源頭，而且與新寨陶器蓋上的饕餮紋飾極為相似，更是夏代大型綠松石龍形器頭部的簡化或抽象表現。獸面紋以象征手法夸大其頭部，強調五官，尤其擅長抓住其眼部特征局部放大，作“臣”字形眼，鉆圓圈眼瞳。該紋飾“主要突出它們的頭、目、齒等主要器官的特征，省略不重要的細部或對其只作象征性的表現，重要細部圓潤婉轉的陽線”[2]，其中裝飾趣味與象征趣味相得益彰，使禮的威嚴和審美的情感融為一體，后來更多地見諸商周時期的青銅容器。同時，這一脈相承的獸面紋飾的演變也彰顯了夏代先民的宗教信仰和對龍崇拜的社會風尚。龍紋圖案起源于遠古的族徽，最早出現的是紅山文化玉龍，而到了夏代，龍形獸面紋飾的手法和主題，經過長期的醞釀，已形成了相對固定的模式，并且為帝王專用。
總之，夏代玉器的紋飾呈現為兩種主要形式：一種主要以線條為主，采用線面結合的方法，構成整個玉器的平面紋飾圖案，如細勁的直線紋、斜格紋，回旋的云雷紋；另一種就是淺浮雕式的立體紋飾圖案，如立體感極強的獸面紋。紋飾上的線刻和淺浮雕更進一步突出了以上各種紋樣的裝飾功能和文化意蘊，對商周的玉雕藝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藝術與審美風格。
關于夏代玉器的整體藝術風格問題，楊伯達先生曾談到：“從其前后玉器工藝美術的發(fā)展情況來看，夏代玉器的風格，應是紅山文化、龍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過渡形態(tài)，這從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玉器可以窺其一斑”[3]。對此說法我表示贊同。一方面，夏代玉器的藝術風格承襲了新石器時代的審美風尚。就造型而言，玉圭的方形結構和鉆孔的審美處理是龍山文化玉圭的延續(xù)，玉牙璋則是龍山文化鏟形器的進一步完善化和復雜化，玉琮的方圓構形更是受到了良渚文化的深遠影響。就紋飾而言，淺浮雕式的獸面紋，其橄欖形眼眶與石家河文化玉器相似，其寬鼻翼和闊嘴巴又直接脫胎于龍山文化石錛；另一方面，夏代玉器在繼承新石器時代玉器的基礎上形成的抽象直方的獨特造型和神秘威嚴的獸面紋飾，又均系商周玉器制作的根據，對后代玉器的創(chuàng)造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夏代玉器的過渡性風格十分突出。但我們若僅僅把夏代玉器的藝術與審美風格定性為一種過渡性，無疑是忽略了其特有的審美文化特征。至少，夏代玉器還體現了以下極具鮮明時代性的藝術與審美風格。
一是勻稱規(guī)整性。對稱、均衡、規(guī)范、平整，是玉器造型藝術具有審美價值的重要因素。夏代玉器的這些形式美感不僅體現在整體的結構造型設計上，而且也顯現于局部的細微紋飾圖案雕飾中。夏代玉器在整體構形時，為補充直方形在美觀上的相對不足，常在兩端裝以繁復的齒扉以及飾以細線紋飾，它們均成對出現，且左右對稱。最典型的是玉七孔刀，就造型而言，玉刀扁長呈梯形，上部背端相對厚而窄，下部刃端相對薄而寬，而且近刀背處鏤有平行、等距的圓孔七個，使得上背下刃重量均勻得體。同時刀的左右兩端又裝有齒扉六對，顯得極其對稱；就紋飾而言，玉刀近兩端處表面琢了豎直陰線紋與菱形紋，其下有兩條平行陰線與刃相隔。整個玉刀在造型和紋飾的.搭配上將夏代先民的審美形式感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了。二里頭遺址五號坑出土的創(chuàng)新形玉鉞，呈圓弧背，兩側逐漸外侈呈寬刃，每側有扉牙兩組，每組為三齒，呈對稱狀，刃呈蓮弧形，分四段，左右均衡對稱。另外，更多的玉戈、玉圭，以及裝飾類玉器，其造型和紋飾也常顯示出對稱規(guī)整的韻律美和整體和諧的審美風格。
二是多樣統(tǒng)一性。夏代處于中國國家形成的初始階段。首先夏代諸方國的玉器受各地區(qū)文化生活的影響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風格。如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的夏代玉器多為裝飾類的臂環(huán)、玉管等，而少禮儀器，呈現出祥和的氏族審美風味；陜西神木石峁遺址的夏代玉器則多璧、牙璋、鉞和多孔刀等，形制和風格傾向于莊重和威嚴，使靈物與政權統(tǒng)治、等級禮儀緊密相連，巫術性與人文性相交織。同時，受特定時代和地區(qū)間相互交流的影響，夏代玉器又形成了統(tǒng)一的藝術審美風格。如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玉器在吸收陶寺遺址文化玉器祥和優(yōu)美風格和石峁遺址玉器莊重威嚴風格的基礎上，又融入了自身的王權等級色彩，形成了既莊嚴肅穆又裝飾美觀的大一統(tǒng)風格。與此相應地，中原二里頭的主體審美風格又借助國家的統(tǒng)治王權向四周傳播和輻射，其中最具影響力的當屬代表社會等級象征的牙璋、圭、鉞等玉禮器，這類玉器的傳播過程實質上也就是夏王朝禮制觀念和審美風尚的傳播過程。
正如楊伯達先生所說，“到了夏代，出現了第一個統(tǒng)一的中央王朝之后，玉文化的形式亦發(fā)生了相應的變化，遂而出現了統(tǒng)一的玉文化，或與地方玉文化暫時并存、對峙”[4]。夏代玉器糅合了史前各地文化的諸多因素，其文化也必然是多元性和統(tǒng)一性并存的文化，其藝術風格也必然呈現出多樣統(tǒng)一的審美特征。這種由多樣趨向統(tǒng)一的玉器審美風格展現了夏代王朝的宏大審美情懷、獨特審美趣味以及鮮明時代特色。如玉器器形一般大而薄，流行的齒扉裝飾也由簡而繁，且有了細勁的陰刻直線紋；異物鑲嵌工藝開始應用于青銅器制造，十字紋青銅方鉞上鑲有多塊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中的獸面紋由200多小塊綠松石鑲嵌而成，均代表了夏代這一獨特時代的審美藝術風格。
三是象征表意性。宗白華先生曾經說過，“中國人的個人人格、社會組織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在美的形式中，作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與宇宙生命的表征”[5]，這句話精要地揭示了古代器皿的象征性特征，夏代玉器也體現了這樣一種象征表意性的藝術風格。首先，夏代玉器的一個典型特征是玉兵形器增多，這類玉器只是形制似兵器，而非真正的兵器。如數量眾多的玉戚、多孔玉刀，以硬而脆的玉石為原材料，一般寬大體薄，也無使用痕跡，結合其特殊的紋飾以及兩邊的扉齒考慮，它們應為仿兵器形的非實用玉器，是一種象征權力和威武的禮儀玉器。另外，玉刀穿孔均為奇數，從一個到三個、七個不等，這可能與當時偏于陽剛之數的審美風尚有關。再如玉戈、玉鉞等，也在這種特定的時代傳達著等級禮儀的精神特質，并上升成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這些玉器的形式中積淀了社會的價值和內容，遠非簡單的實用器具所能比擬，是對外在自然的升華，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審美價值。這一點，尤仁德先生在《古代玉器通論》中揭示得尤其精到：“二里頭所出玉戈、玉鉞和玉刀，都是作為‘兵杖’形式出現的，它們象征夏朝君王的軍權及其在戰(zhàn)事中的勝利與凱旋…….夏王朝是經過血雨腥風的長期戰(zhàn)爭才得以建國和鞏固政權；它們所反映的是戰(zhàn)爭與征服的特殊文化形態(tài)，是促使王權強化的主要精神力量”[6]。一言以蔽之，在夏代，禮玉的形制已成為個體身份的標識碼，也是社會地位尊卑的具體體現，它同社會意識形態(tài)有著明顯的聯(lián)系，充分展現了夏代玉器的象征表意性風格。
四是凝重神秘性。夏代的許多禮儀玉器，造型相對規(guī)整，它們憑借自身的高貴地位進入夏代先民生活之后，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們的生產方式、生活習慣和社會觀念；同時，后者又反過來促進了前者的發(fā)展，使玉器向著禮儀化和程式化的方向發(fā)展。夏代社會濃重的禮制風尚和等級觀念，造成了其玉器所突現的人文意識之中始終籠罩著一層濃厚的莊重感和神秘感?！叭鷷r，玉質禮器是貴族們的‘權杖’，朝享會盟，用以表征其身份地位；又是通神的禮器，用以祭拜神靈祖先”[7]。夏代玉器就兼有禮玉和瑞玉的雙重身份，既帶有樸素的原始崇拜的巫術色彩，同時又孕育著夏王朝等級身份的人文色彩。這盡管只是一種扭曲的人本意識觀，但畢竟代表著其覺醒，人本意識打從娘胎里出來就帶上了一種禮的枷鎖，顯得凝重而莊嚴。以夏代玉器的紋飾為例，由光素無紋向直線斜格紋再向云雷紋和獸面紋的發(fā)展，尤其是變形的獸面紋，兩眼圓瞪，有一種猙獰的莊嚴美。這就使夏代玉器逐漸轉為溝通天地的宗教法器和社會生活中的儀仗禮器，從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夏代先民審美心理由樸素的自然觀向極具抽象化的禮制觀念的轉變，從而形成了夏代玉器神秘化、莊重化的人文風格。
“形而下者謂之器”，夏代玉器集合了中原地區(qū)的玉材，開啟了青銅工具雕琢玉器的工藝，形成了直方、規(guī)整的審美造型和獨特而多樣的紋飾圖案，構成了玉器審美藝術中的看得見摸得著的外在形式；“形而上者謂之道”，夏代玉器同時又與先民的社會生活緊密相連，與他們的時代審美風尚相合拍，并且玉器的造型和紋飾本身就是這些精神內涵的物質載體，構成了玉器審美藝術想得到悟得出的內在意蘊。總之，考古發(fā)掘的夏代玉器既是具體的形而下的器物藝術形式，同時又反映了抽象的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內涵，充分展現了夏代先民的審美形式感、審美情感和審美理想，將夏代玉器獨特的時代審美特征再現于4000多年后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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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電視文化的論文篇十九
電視欄目是人類利用電子技術手段獲取信息，傳播信息，滿足生活、享受、發(fā)展的需要，訴諸人類視覺感知的精神產物。對于電視而言，為滿足合適人和社會的需要，就會產生各種各樣的欄目。在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fā)展中，電視人已經從業(yè)務實踐和理論探索過程中，得出了一個寶貴的經驗：要吸引創(chuàng)造好的觀眾收視率，就需要電視欄目圍繞不同的受眾群體和需求層次進行的精確定位，創(chuàng)造好的品牌欄目，名牌欄目來塑造電視形象，從而產生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品牌欄目作為電視媒體的支柱產品，是電視從業(yè)人員一直的理想追求，品牌欄目如何辦，怎樣將它辦好，就成為電視人攻克的難題，為廣大受眾服好務的課題。
1定位。
定位，中山大學教授中國營銷研究中心cmc主任盧泰宏說：“要想在激烈競爭的今天，能夠堅實的把收視率牢牢的占據在自己的陣地上，我們就不能不在節(jié)目的制作過程中不斷的審視”定位“的重要性?！?/p>
（1）定位要準――名牌欄目的生存之需。
一個欄目要想進行準確的定位，就需要確定自己所辦欄目的風格，一定要及時的把握電視市場的風向標，確實的知曉電視受眾的各種需求。
市場定位，一個電視欄目開辦的目標，是僅僅以社會效益為目的，還是以經濟效益為目的，或是要達到這兩者并舉呢？很顯然，就要對電視臺所開辦的欄目進行市場定位，尋找兩種效益的契機點，謀求二者合得之利。
觀眾定位，“電視也最顯著的特點是觀眾的市場越來月細分，而且將目標受眾定位于’人口統(tǒng)計學意義上的群落?！鳖櫩褪巧唐返纳系邸Ｄ敲丛陔娨暿袌隼?，就可以說，受眾是電視欄目的上帝。開辦一個電視欄目，就要有明確的受眾定位，辦欄目者受眾群體進行細致的調查，根據他們的職業(yè)、年齡、性別、文化程度、收入水平、興趣愛好、觀賞口味等進行市場細分化，從而確定出準確的受眾群。
（2）個性要鮮明――名牌欄目的核心競爭力。
如何制作出富有個性而又風格獨特的電視欄目，是電視人需要思考的一個問題，而在諸多影響欄目個性特征的因素中，電視編導的個性特征，主持人的個性風格，電視欄目的文化特質等是至關重要的。只有將這些個性特征很好的應用在電視欄目里，才能獲得好的收視率。
編導的.個性特質，“電視欄目要具有個性化特征，首先要擁有一批具有創(chuàng)作激情，又勤于思考，善于思索，勇于探索的電視編導群體。”對于編導來說，在任何條件下，去激發(fā)靈感的源泉，去結構觸發(fā)靈感的網絡是很重要的，靈感的火花不是憑空而來的，它是在文化的不斷積淀，藝術感知能力的不斷加強，行為見解的不斷超脫之后才爆發(fā)出來的。所以一個好的編導就要跨越思維定式和行業(yè)局限，從而謀求個性化的突破。
“節(jié)目主持人與其他媒介人物不同，他是節(jié)目的主體、靈魂，因而具有具有特有的特性。”一個電視欄目也因為主持人的個性風格而形成了欄目的個性化特征。如崔永元主持的《實話實說》，李詠主持的《幸運52》，等。他們通過自身的語言、情感、形體風格，在熒屏上塑造出個性鮮明的形象，從而吸引眾多的電視觀眾。
（3）機制活――名牌欄目發(fā)展的動力。
“重視電視媒體的人力資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激勵機制”。要想真正打造一檔品牌欄目，就需要電視媒體注重經營模式的市場化，人員設置的合理化，激勵機制上的透明化。
一個電視欄目的成功打造，“以人為核心”的價值理念不能丟，只有將人的因素重視起來，以人性化的管理模式和協(xié)調機制，才能將一檔欄目推向名牌。
2品牌塑造。
品牌塑造，“品牌”是一個經濟學名詞，是企業(yè)產品經營的一個概念，它包括名稱和標識兩部分，是指產品與服務的名稱及其標識，用以同競爭對手的產品或服務相區(qū)分。伴隨著傳媒業(yè)的飛速發(fā)展，電視臺想在激烈的競爭中不被淘汰出局最中要的就是要打造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品牌欄目。
（1）內容為王，以內容至上為原則。世界最著名的品牌管理公司美國奧美傳媒集團認為：一個強勢品牌必須具備品牌知名度，品牌認知度、品牌聯(lián)想度和品牌忠誠度。而從這四個方面的產生都必須依靠內容。在內容為王的今天，鳳凰衛(wèi)視能夠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央視新聞頻道為何能夠得到世界廣泛的關注，這都歸結為內容上的優(yōu)勢?！缎侣務{查》有過這樣的口號，即新聞內容上的“三性”，新聞性、故事性和調查性以至到它后來的“主題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边@在它的最初選題上都有詳盡的體現，也是它一直能夠保持很高的收視保證。
（2）打造明星主持人，電視媒體品牌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主持人、現場記者他們即是電視產品的制造者，又是電視產品的傳播者，同時還是電視品牌形象的主要體現者，主持人的個性形象是電視品牌內涵的最好詮釋者。
（3）老品牌的創(chuàng)新與開拓，“如果說品牌代表著一系列的信仰和價值，則創(chuàng)新可以視為對價值的合理追求?！卑凑振R斯洛的人本需求理論，人的需求是不斷升級和發(fā)展的，隨著客觀環(huán)境的變化，人的需求和價值索取也在提高和增長?！啊^去曾經合理的價值品牌承諾可能成為新的需求發(fā)展的障礙’，而價值創(chuàng)新就是’用新的品牌價值去滿足人們對原有產品和服務的更高價值目標的追求。”從這里可以看出，創(chuàng)新是品牌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一個老品牌也許在以前是個響當當的好品牌，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它也可能就變成了一個不符合時代發(fā)展的四老品牌：編者老化、議題老化、對象老化、形式老化，這些都會影響電視欄目的近一步發(fā)展。借助傳統(tǒng)品牌的影響力來為現有品牌換上符合時代潮流的鮮血，擴充和延伸原有品牌的單一內容形式和表現手法，都能有利于品牌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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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電視文化的論文篇二十
藏族舞蹈審美特征略探作者：
本文通過對藏族傳統(tǒng)舞蹈的身韻、風格以及審美意識、審美理想的研究，探討了藏族舞蹈的審美特征，從而在繼承和發(fā)展創(chuàng)新藏族舞蹈中，把握古老民族的基本審美特征，使發(fā)展中的藏族舞蹈更具有民族特色和審美價值。
一
舞蹈藝術是伴隨人類社會生活和生產勞動同步產生，并成為人類歷史發(fā)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門最早形成的藝術形式之一。同樣，藏族舞蹈也在民族心理素質和審美理想的基礎上，伴隨著藏民族的形成發(fā)展而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審美內容。
探討藏族舞蹈的審美特征，我們首先要搞清楚歷史上如何看待舞蹈，以及如何定位舞蹈藝術在藏族文化中的地位。在藏族傳統(tǒng)文化典籍“大小五明學“中把舞蹈歸于“工巧明”(即工藝學)，這就表明舞蹈藝術在理論上被定位于大文化范圍之內，并形成具有成熟理論依據的藝術形式之一。在西藏歷史上，“羌姆“等舞蹈大多不僅配有文字記錄的“舞譜”，還用“線“記錄著“舞曲”；“卡爾“舞蹈的音樂“藏文古譜”流傳至今。在古代藏族民間歌謠中傳唱著眾多的有關“說舞蹈“方面的歌謠。在眾多舞蹈論述中，什么是舞蹈、形體運用以及“舞蹈藝技九”等舞蹈理論是古代論述藏族舞蹈的`精髓之作，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舞蹈理論部分。藏文古籍(注：工珠?云登加措：《知識總匯》[m]，中冊290頁(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中關于“舞蹈的各種動作姿態(tài)是人體塑造的精彩工藝之一“這一論述，首先把舞蹈定位于人，以及人體所做出的各種動作，塑造出的千姿百態(tài)的“精彩工藝”。恰恰是這一活生生的“工藝“，表現著當時當地人的思想情感。古人能把審美對象的表現手段論述的如此精辟，充分證明了當時舞蹈藝術在人們生活中占據的地位，以及人們對舞蹈藝術的認識高度。同時“舞蹈藝技九”(注：桑杰加措：《四部醫(yī)典藍流璃注解》[z]，第130頁，木刻板(藏文)。)中簡潔透徹地闡明舞蹈是用人體的“形“，動作語言的“聲”、舞動的“情“表現生活和情感。如：“優(yōu)美、英姿、丑態(tài)”都借助人的各種生動的形態(tài)來表現；又如同說話一樣用人體把“兇猛、嬉笑、恐怖“表演的活靈活現；同樣用人體把“悲憫、憤怒、和善”等內心情感表現得有聲有色、淋漓盡致。從以上“舞蹈藝技九“的觀點中不難看出舞蹈以升華到藝術高度來表現人的思想情感。“形、聲、情”和諧運用到舞蹈中，更進一步突出了舞蹈的美學特色。同樣，隨著社會的進步，種類繁多的藏族民間舞蹈，也由起初的簡單模仿、無意識的自娛性逐漸發(fā)展成為具有較高藝術價值的一門藝術。值得指出的是，有人認為西藏古代的“舞蹈藝技九“是古印度“樂舞論”中婆羅多牟尼論述的，與藏族舞蹈無關。對此，經筆者查閱有關資料考證，在藏族歷史上，人們在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同時，也吸收了不少相關的藝術理論和技法?！安_多牟尼在論述‘拉斯’時只提出了八種，后經印度舞蹈家增至九種。這九種‘拉斯’主要作為卡達卡利舞演員的面部表情和眼神訓練之用“(注：于海燕：《東方舞苑花絮》[m]，第180頁，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這與藏文古籍“舞蹈藝技九”中論述的內容相重合的只有“憤怒、恐怖、英武“三種，其余六種則根本不同，而且古印度的“拉斯”也沒有提到“形、聲、情"和諧運用于舞蹈藝術中的觀點。這就有力地證明藏族先人在吸收外來文化時非常重視與本土的審美意識相結合，以民族審美需要和創(chuàng)新精神創(chuàng)造了符合民族審美特征的舞蹈理論。
二
[1][2][3][4]。
紀錄片電視文化的論文篇二十一
既然是手機的特性，自然是作為一種新媒體與其他媒體不同的傳播特性。
總結的看上述分析，手機傳播的最主要的特點不是在傳播的一端而是在接受的一端。手機的輕便所帶來的優(yōu)勢，以及現階段接受者對手機功能的依賴性都使得手機擁有了其他媒體無可比擬的優(yōu)勢。
3.1傳播中時空束縛的進一步釋放。
手機比其他的媒體更有效的克服了時間和空間的束縛，因為手機輕巧易帶讓接受者可以隨時隨地的擁有它。電視機太過于笨重而且有大量繁復的線圈纏繞著，注定只能待在某個地方。電腦倒是簡單了不少，筆記本電腦更是可以自由活動，加上無線網絡使電腦也成為一種很便捷的傳輸工具。報紙倒是便捷，但是它單媒體的傳播途徑實在是讓人不太滿意。對不停發(fā)展的各個媒體歷史而言，可以看作是后出現的對前一種的傳承和發(fā)展。例如，相對于報紙，電視有了多媒體，更加形象生動。相對于電視，電腦繼承了電視機的多媒體系統(tǒng)同時增加了交互性和及時點播的功能。而手機收納了電腦的一切優(yōu)點還克服了方便攜帶的問題。
以前我們認為網絡能在第一時間報道新聞的能力非常感嘆，而手機也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用電腦控制群發(fā)一個短信實在是再簡單不過的事情，同時還能確定信息被我們期待的接收者確實收到了信息。
3.2即時聯(lián)通強迫性的傳播。
關于這一點在上一個部分，已經做出比較詳細的解釋。總結起來因為手機信息的發(fā)送成功率好，發(fā)不出去的短信很少，一旦手機上收到這個短信就一定無可避免的要先瀏覽一遍。哪怕從接受到短信再到用戶閱讀短信內容的時間是不確定的，也無法確定用戶對這樣的信息是非感興趣，至少我們可以確定信息已經安全到達了。而直接撥電話的方式，信息的到達與否和信息反饋更是立即明了。同時，因為手機無線通信方式縮短了信息的傳播時間也就降低了成本，語音聲訊系統(tǒng)更是大大提高了效率，信息反饋的結果也是一目了然。
3.3對信息傳播載體的依鞭。
市場上現存的手機功能差別非常的大，這是手機技術發(fā)展的速度太過于迅猛而造成的。手機的質量還不錯，用個三年五年不成問題，若保護得好估計能永久使用，任憑市面上的機型功能卓越，我們對最基礎的功能要求卻不高，能打電話就行。先進的技術支持下產生的專屬于手機的彩信業(yè)務和手機劇功能就被限制了。但這些功能是能夠方便人們生活的，普及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手機技術的發(fā)展幾乎是以超越了人類想象的速度發(fā)展的，所以這手機載體在用戶中更新速度的問題估計還會在比較長的時間里成為一個限制。
3.4其他媒體的延伸。
以媒體工作者的角度來看，我們制作電視的理論和立場相對于報紙媒體而言并沒有很大差別，只不過是在能使用的工具上有了飛躍式的前進。再到網絡，網絡的文字信息跟報紙幾乎異曲同工，當然對于網友自行發(fā)表的博客內容等不屬于這個范疇，他們并不屬于專業(yè)的媒體人，而視頻新聞也是與電視新聞一脈相承?，F在興起的手機報、手機劇概念哪個又不是沿襲傳統(tǒng)媒體的概念呢。簡單一點，我們可以把媒體的發(fā)展看成簡單的技術發(fā)展，沿用以前的傳播理念用于新的載體上，然后在熟悉這新的載體以后我們又創(chuàng)造性的開始發(fā)展新載體的新優(yōu)勢，從而形成新的傳播理論?？萍己屠碚摼腿绱嘶ハ嗤七M的發(fā)展。
4結論。
要好好發(fā)展新媒體的功能，或者說想盡快的從新媒體里面嶄露頭角獲得好處就應該直接抓住它與眾不同的傳播優(yōu)勢，比如網絡，互動是他明顯的優(yōu)點，所以現在發(fā)展的好的有特點的網絡板塊都是博客和播客一類。對于手機我們也應該學習這一發(fā)展思路。
參考文獻。
[1]教學設計的理論基礎之傳播理論(第7課)[ob/ol].
[2][加]馬歇爾·麥克盧漢.麥克盧漢如是說(理解我)[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3]手機傳播的定義[ob/ol].
[4]手機通信原理及使用安全[o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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